3月25日－26日，第七届中国教育公益组织双年会在湖南省长沙市举办。本届双年会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湖南省教育基金会、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主办，龙湖公益基金会、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心和公益基金会、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800多位教育从业者、教育公益伙伴齐聚一堂，就“挑战催生创新 连接创造可能”主题进行交流，深入探讨教育公益的价值与方向、县域教育、乡村教育、技术对教育的赋能等多个教育相关议题。
县域模式作为教育公益发展的重要模式，有助于教育公益人在区域内不断深耕，创造性地寻找破解教育难题的思路，探索适合不同区域的教育，推动教育生态的健康、持续发展。3月25日，“公益组织如何赋能县域良好教育生态的形成”分论坛举办。本场分论坛由龙湖公益基金会与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携手承办，论坛从多个县域模式的公益项目经验分享出发，邀请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龙湖及友成基金会合作的湖光－山桥计划、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田字格兴隆实验小学及受益方代表等分享实操经验，围绕公益资源与县域在地需求的适配性以及县域模式中公益项目如何扎根两个关键话题，展开圆桌讨论。
回应县域教育问题，探索县域教育模式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曾公布数据，从2012－2021年，我国义务教育在实现全面普及的基础上，仅用10年左右时间实现了县域基本均衡发展。
不过，具体来看，不同区域、不同省市的县域教育资源与质量仍存在较大差别。不少地区依然还未实现从“能上学”到“上好学”的跨越。因此，如何为县域教育赋能，回应县域教育诉求，解决在地教育问题，成为许多教育机构、教育公益组织探索的方向。
本场分论坛，田字格实验学校总校长、贵州正安县田字格兴隆实验小学校长肖诗坚分享了田字格的县域经验。“我们是六年前开始扎根在一个县的一个点，从一所村小开始做县域模式的探索，从课程到文化到制度，进行全面改革。改革的出发点是要寻找一种适合乡村的教育模式。”伴随模式的逐渐成熟，田字格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探索。在一个县做了37所学校，覆盖全县所有村小，其县域模式的思想逐步建立。据介绍，2022年，其明确了1＋n的县域模式，以一所示范学校作为一个培训基地，为乡村老师提供培训和体验课堂的机会，以辐射n所学校。
教育问题的产生源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因素，教育问题的解决同样涉及多个群体，需要完整、细致的规划，回应各个群体的需求。龙湖＆友成基金会湖光－山桥计划项目负责人王亦楠介绍，湖光－山桥计划项目通过搭建优质教育资源输送平台、派驻驻地工作团队，聚焦县域骨干校长发展支持、骨干教师队伍能力建设、学生“4＋X”能力培养和在地教育部门干预影响四大纵深板块，致力于提供县域系统性解决方案，综合改善县域教育生态。其中“4＋X”是指4个固定板块（心理、性教育、阅读、英语）以及X个支持针对当地的个性化需求所匹配的资源。她还提到，在县域模式资源匹配的过程中，需要重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路径，在符合项目框架的前提下，要给予被服务对象充分的自主选择权。
各地县域生态千差万别，面临的教育问题各有不同，解决教育问题也不能千篇一律，需要同时考虑共性与个性的问题。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资源平台在解决县域教育问题的过程中正发挥重要的作用。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德保县为例，据了解，从百色市通往德保县的高速公路路程大约是96千米。路上要经过15个隧洞，10座高架桥。这样的地理环境，导致德保县不仅缺少优质教育资源，而且留守儿童数量较多。面对这样的困境，教师培训对于改善德保县的教育问题更加必要。
德保县教师代表许全考介绍，“我们现在从领导到各层组织的共识就是请进来、走出去。近年来，依托与友成基金会的合作，结合学校情况，在心理健康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等方面获得了丰富的培训资源。不仅如此，其项目还会与我们当地的公益组织配合，因为我们是少数民族地区，有自己的风俗，当地机构相对更了解我们的情况，能更顺畅地开展活动。”
重庆市巫溪县教委主任许正国表示，自从龙湖与友成基金会携手将项目落地巫溪，项目组解决了许多从县教委行政角度出发较难触及的问题。校长和教师通过培训及跟岗学习，让巫溪县的教学质量有了明显提升。
激活在地力量，赋能县域教育生态
赋能县域教育，要解决的不仅是一所学校的问题，更要建立明晰的公益项目模式，推进社会力量和行政力量结合，进行多元社会治理，共同构建有活力的县域教育生态。具体实践中，公益服务如何更有效地嵌入县域教育体系，融入当地的教育生态？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教育发展项目部主任韦丹丹认为，“其一是回应当地的需求。当下我们面临的问题从‘能上学’转变为‘上好学’，项目重点应集中在提升学生学习条件上。其二是注重内生动力。需要鼓励项目县自己进行传播推广。其三是注重多方合作。应该链接多方资源，保证政府、社会等力量相结合。其四是注重可持续。这体现在本土人才的培训上，希望当我们撤出去时，这个项目还能够在当地继续实施。”
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李琦从教育体系的构成上分享了教育公益组织嵌入县域生态的做法。他谈到，“首先要考虑教育体系的问题。教育分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在县域教育体系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家庭教育的缺失和社会教育的偏差。当下，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很多功能不得不嫁接到学校教育当中，但是实际上乡村学校很难完成这样一个三方教育的融合。”
李琦介绍，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做法是用社会力量为乡村学校构建一套社会知识体系，帮学校完成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嫁接，帮学校教育减负，让学校的回归学校，让社会的回归社会。
在探索教育公平时，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的做法则是以单点培训构建体系，推动教育系统性问题的解决。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李佳琛表示，“当我们去到一些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的地方调研时，发现我们以往接触过的很多教育项目、教育资源都可以用在当地，但是又都不足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在我们开始设计县域教育的整体解决方案时，我们设置了两个目标，一是优质资源的引入，二是保证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无损送达，形成一个完整的执行体系。”
李佳琛介绍，“我们的项目主要关注四个方面。第一，对校长发展的支持。第二，对骨干教师的赋能和培训。第三，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第四，对在地政府、教育部门的影响。这四个方面都要做到，县域教育就可以真正发挥作用。”
广西桂林市龙胜县委常委、副县长周晓华认为，在乡村振兴的战线上，党政、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力量缺一不可。他表示，“在政府与公益机构的合作中，公益组织通过柔性的工作唤醒教师的内驱力，解决了行政安排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这一层面双方能够互相补足；此外，双方可以整合资源，共同达到在某一学科或学生素养发展领域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双方能够共同解决乡村人才培养的问题，只有培养了扎根在乡土的人才，才能真正解决乡村发展的问题。”
教育本身要求长期主义，要想将好的教育理念真正融入各地，长成适合当地的模式，激活在地力量无疑是一大挑战。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主任卢玮静提到两种典型的县域模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合作，需要考虑和政府部门在认知与理念方面的沟通是不是足够到位。有了行政动员的优势后，老师们是不是真正被激活起来了？老师是如何认知这个事情的？自下而上，则要考虑如何从老师层面带动一所学校的校长，带动教育局相关部门领导的认同？推进县域教育是一个整合体系的问题，必须嵌入到教育部门、教育体系中形成协作。”
具体到公益组织如何以点突围上，卢玮静建议可以考虑三个维度。一是资源维度，这决定着机构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资源聚合平台。二是技术维度，这要求掌握某一教育领域的专项技术，拥有一个突破性的特长。三是人文或人本维度，关键在于是不是激活了在地力量，能不能留下可持续的火苗。在资源、技术、人文三个维度的相互作用下，公益组织将建立起更为明晰的发展模式，也将在县域教育领域建构起更加有活力的生态体系，帮助更多孩子完成从“能上学”到“上好学”的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