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正在深刻重塑人类的生存境况，它以前所未有的效率替代着人类的劳动与工作，尤其是“大语言模型（LLM）”对知识型劳动领域的深度介入，打破了“体力归机器、脑力归人”的传统分工预期。当AI不仅能替代生产，还能撰写报告、生成代码、创造知识乃至参与决策，时间从谋生必然性中大量释放，但时间的解放并不自动等同于人的解放。德裔美国社会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将人类生活区分为三种根本活动，即劳动、工作和行动。我们探讨AI时代人类时间结构的变迁与闲暇的本质，真正的挑战不在于“无事可做”，而在于我们能否将闲暇转化为自由与创造的能力，那个被AI“留下”的闲暇，对教育、教师、学生，以及成人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答案取决于我们是否具备将闲暇转化为自由自主、非生产性劳动、丰富的想象力和积极的创造能力。

一、阿伦特的三重区分：劳动、工作与行动

阿伦特受亚里士多德启发，区分了三种基本的人类活动：

劳动（labor）对应于人的生物性生存需要，是与身体的新陈代谢相应的活动。劳动生产的是消费物品，其产物一旦产生便被消耗，因此劳动陷入永无止境的循环。阿伦特甚至指出，劳动只表明了人类与动物的共同之处，因而与自由创造无关。

工作（work）则是技艺人（homo faber）的活动，它建造一个人造物的世界，生产出比劳动产品更持久的事物。工作是有目的的制造，遵循“目的—手段”范畴。大模型以惊人的效率完成着原本需要人类心智投入的制造性任务。

行动（action）是三者中最高也是最独特的人类活动。行动发生在平等的人与人之间，是人在交往中彰显自己、回答“我是谁”的活动。行动不以制造物为终点，它以言说和行事展开，具有开端启新的能力。行动之所以珍贵，因为它不可预测、不可完全工具化。它关乎自由，而非效率。

阿伦特的洞见在于：现代社会的问题恰恰是劳动、工作与行动的界限被混淆，劳动动物取得了全面胜利，而行动的空间日益萎缩。AI时代的到来，使这一诊断获得了新的紧迫性。

二、AI时代：时间的再次解放

历次技术革命，本质上都是对人类时间的一次次解放。

第一次技术革命以蒸汽动力替代肌肉劳动，将农业社会漫长的工作日压缩为工厂制的固定工时；

第二次技术革命借助电力和流水线，使生产速度成倍提升，进一步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

第三次技术革命以信息化为代表，计算机和互联网替代了大量重复性事务劳动，使知识工作者的时间从案牍中部分抽离；

第四次技术革命以AI为代表，带来的最直接变化是时间结构的重组，它不仅解放体力，更深入脑力领域，将大量认知性劳动纳入自动化的范畴，这使得人类首次面对一个“几乎无需为生存而工作”的可能性，但能否兑现为真正的创造与自我实现，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并有能力重新定义“人应当做什么”。

然而，时间的解放并不自动带来人的解放。大模型时代智能体（Agent）的功能可能会取代劳动的生命意义，更令人警惕的是，技术节省下来的时间并不必然转化为有意义的存在。正如有的学者指出，AI带来的轻松与便利往往让人忽略潜在的隐忧，即节省下来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我们有能力将其转化为更有价值的投入。如果没有“如何使用闲暇”的意识和能力，被解放的时间就可能被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消极休闲所吞噬。

因此，AI时代关于时间的“再次解放”既是一次崭新的机遇，也是一个需要警觉的信号：时间从劳动中挣脱之后，它将被引向何方？

三、闲暇的本质：从消极恢复到积极创造

要回答“闲暇应当如何被使用”，首先需要理解闲暇的本质。

“闲暇”在古希腊语中为“skholé”，是“学校”（school）的词源，意为“可供自由支配的、用于自身完满的时间”。它不是无事可做，而是一种自由状态，是人在摆脱了谋生必然性之后，得以自主支配自身时间的存在方式，其意义在于它可能开启行动的空间，进入阿伦特所说的“工作”（创造持久事物）乃至“行动”（与他人交往、彰显独特性）的领域。在积极创造中，闲暇不再是恢复手段，而是目的本身——人们进行想象、思考、对话、艺术创作和公共参与。真正的闲暇行动不同于劳动和工作，它不以产出为目的，不以效率为尺度。行动是人在公共领域中通过言说和行事彰显自身独特性的活动——它回答的是“我是谁”而非“我生产了什么”。在这个意义上，闲暇不是劳动的剩余物，而是行动得以可能的条件。

最近由英裔美国导演克里斯多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 ）导演的《奥德赛》在全球热映，其中提供了一个极具启示的范例。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奥德修斯踏上归乡之路，却漂泊了整整十年。这十年不是战争的延续，而是一种特殊的“闲暇”——他脱离了战场上的英雄行动，也脱离了伊萨卡国王的日常工作，处于一种悬置的、反思性的状态。正是在这段漂泊中，奥德修斯“在每一座岛屿上拷问自己的良知，在每一场风浪里刷洗过往的罪孽”。他不再是那个设计木马计的智谋英雄，而是一个在孤独中重新审视自身行为与责任的凡人。

奥德修斯的十年归乡之所以动人，正在于它是一种“闲暇中的深度思考”——在没有战争任务、没有王政事务的漂泊中，他得以反思战争的代价、英雄行为的边界和人性的限度。正如有评论所言，奥德修斯“真正确认英雄身份的，从来不是武力”；他在闲暇中的沉思，使他最终“有勇气以罪人的身份，而非英雄的姿态，踏上伊萨卡的土地”。这种从英雄到人的转变，正是一种精神的升华——而它恰恰发生在劳动与工作暂时缺席的闲暇之中。

四、闲暇的悖论：解放与重新占有

AI对劳动时间的解放是一个客观事实，但这一解放的成果是否真正落到了人的手中，是否落到了学生和教师的手中，现实却构成了一个值得警觉的悖论：AI本应释放的闲暇时间，正以新的形式和旧的逻辑被重新占满。

在“双减”政策已大幅压缩课外学科培训的背景下，AI时代的到来并未让教育节奏慢下来。相反，学科知识超前学习、“AI素养”、“编程思维”、“信息科技新课标”等新的学习内容迅速涌入课程体系，表面上看，学习内容在升级，但内卷的竞逐逻辑丝毫未变，只是赛道从以前的“学科奥赛”换成了“算法素养”。

这种现象的深层问题在于：AI本应为教师和学生卸下的负担，被一种更深层的焦虑重新加载。 对教师而言，AI工具虽能辅助备课、批改作业、生成教学资源，但随之而来的是对“AI教学能力”的考核、对“人机协同教学设计”的评比、对“数字化教学创新案例”的展示，等等。效率的提升并未带来闲暇，而是让同样的工作时间内塞入了更多新的任务；对学生而言，AI解题工具越强大，家长和学校就越担心“如果不学更深的内容就会被AI取代”，于是知识的难度和广度被不断拔高，闲暇时间被新一轮的“超前学习”吞噬殆尽。

这一现象最吊诡之处在于：它以“拥抱AI时代”的名义，扼杀了AI时代最需要的能力——闲暇中自由思考的能力。 当师生连喘息的时间都被AI素养课和数字化教学创新评比填满时，我们何以期待他们能在闲暇中进行自由深度的反思？教育系统以“为未来做准备”的姿态，实际上正在剥夺未来最珍贵的精神资源：在自由时间里生长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行动力。

从阿伦特的视角来看，这种“闲暇驱逐”的内卷惯性，本质上是“工作”逻辑对“行动”领域的再次殖民。当他们的闲暇被新的活动再次占据的时候，那种无目的的、在自由交往中彰显自身的活动便无立足之地。

与此同时，家长在这场“重新占有闲暇”的运动中扮演了微妙而关键的角色。当他们看到AI在职场上的替代效应日益显现，本能的反应不是“让孩子多玩一会儿”，而是“让孩子学得更超前、更不可替代”。于是，闲暇被理解为“需要被更高级的内容填满的空白”。这种深层焦虑，使家庭教育成为内卷惯性最忠实的执行者，甚至比学校更急于用新的学习项目覆盖AI解放出来的时间。

于是，我们目睹了一个荒诞的图景：技术试图将时间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而教育系统和社会心态却将这笔“时间红利”以新的名义重新投入到竞争性的工作和学习中去。时间被释放了，但心灵没有被释放。 如果我们不先打破“闲暇即空白、空白即浪费”的效率焦虑，任何关于闲暇教育的美好设想都将是一纸空文。而这一悖论的破解，恰恰要求我们回到闲暇的本质——闲暇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另一种更根本的“做”：做一个人，做自由的人，做能够独立思考和积极行动的人。

5、 反思教育：培养“闲暇能力”

如果AI时代将大规模地释放闲暇，那么教育就必须回答一个根本问题：我们是否在培养能够善用闲暇的人？

传统的教育以“就业导向”为核心，致力于培养能够胜任某种工作的人。但在一个工作被AI大规模替代的时代，这种教育模式正在失去根基。教育面临从“人力教育”向“人本教育”、从“就业导向”向“自由发展”的根本性转变。 这种转变的核心是“闲暇能力”和“闲暇教育”概念的认同与行动。闲暇教育不是教人如何“打发时间”，而是对个体生命意义和生存方式的关照，其本质是“使人的自由自觉成为可能”。它帮助学生掌握良好的闲暇意识与观念，学会根据自己的内在兴趣自主选择适合的闲暇活动，习得闲暇参与的能力。

具体而言，AI时代的教育应当在以下几个方向上做相应的调整：

第一，从知识传授转向思维赋能。 当AI可以瞬间生成专业报告时，教育的重心应从“记住什么”转向“如何思考”。大学与中学的核心差异，正在于学习重心从“刷题提分”转向“认知升级”。

第二，为闲暇留出结构化的空间。“自由时间实验”针对儿童的对照研究显示，拥有自由支配时间的孩子一年后创造力测试得分高出27%；美国研究发现，过饱和的学校时间表会抑制学生的创造力；韩国研究发现，教师提问后给予5秒以上的等待时间，学生创造力中的流畅性指标出现统计显著提升；澳大利亚一所学校对18名三年级男生实施“天才一小时”（Genius Hour）计划后，18人中有16人报告自己比常规课堂上“更有创造力、思考更具批判性”，这项研究和实验充分证明了让科技工作者或学生从“被动任务”转向“主动好奇”的创造性价值。教育不应将每一分钟都填满课程和任务，而应有意地为学生留下自由支配的时间——让他们学会与自己的想象力和思想相处。

第三，培养感性与人文素养。 在理性的绝大多数层面上，人在AI面前会失去优势；但人的感性是AI无法替代的。教育需要由过于专注理性培养转向关注情感、意志、审美等感性要素的发展。沉下心来的思索、闲暇时的阅读、人文通识课程，都是“为自己构筑的坚固护城墙”。

第四，重新理解“学习”本身。 当学习被简化为“生成答案”并以完成任务为目的时，学习便失去了应有的过程价值。真正的学习是行动和体验，它发生在提问而非答案中，发生在探索而非复现中，发生在自由的闲暇而非被规定的任务中。

综上所述，无论AI如何演进，“人之为人”的心灵维度始终是教育不可替代的根基。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培养更高效的劳动者，而是培养能够自主地、创造性地运用自身自由的“完整的人”。闲暇不是需要被填满的空白，而是人得以成为人的良好场域。它考验的不仅是我们“会不会玩”，更是我们“能不能思”，能不能在摆脱了谋生必然性之后，依然找到行动的勇气和自由的方向。而教育，则是在这场试炼到来之前，赋予人以进入和利用闲暇的能力，不是教会他们如何消磨时间，而是教会他们如何在自由中成为自己。

作者 刘根平

国家特约督学，广东省政府督学顾问，南方科技大学研究教授，原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