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人善贾”，古已有之，最早的晋商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魏国的大商人猗顿，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晋商风雨五百年，钱庄票号汇通天下，经营范围包罗万象，在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商业文化，又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求新求变、熠熠生辉。运商作为晋商大家庭的一分支和一部分，如何在传承和弘扬晋商文化内涵上先走一步，走好一步？笔者认为，大力弘扬和挖掘猗顿商贤文化是必要且必须的，因为猗顿商贤文化是运商文化的灵魂和精髓。
运城是猗顿商贤文化的孕育和发源地
中条苍苍、涑水泱泱；古之河东、山高水长。运城，古称河东，因“盐运之城”得名。然而就在这巍巍中条山下，泱泱涑水河畔，商贤猗顿的故事已传唱了2400余年而经久不衰，因为这里就是猗顿商贤文化的孕育和发源地。
猗顿（生卒年不详），原姓名不可考，战国初年鲁国人，后因在猗地（山西运城临猗县）发家致富，殁后又埋葬在猗地，故称猗顿，是当时著名的大手工业者和商人。猗顿原是春秋时代的鲁国的贫寒书生。他在生计艰难时，听到陶朱公范蠡弃官经商很快致富的消息，于是“往而问术”。范蠡告诉他“子欲速富，当畜五牸（zì，母畜）”。猗顿千里迢迢来到西河（今晋南一带），定居于猗氏王寮（今临猗县牛杜镇王寮村），大畜牛羊，后又兼营盐业，十年之间，成为与陶朱公齐名的巨富。猗顿对山西南部地区的畜牧业和河东池盐的开发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山西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猗顿商贤文化和晋商文化是有机统一的整体
在当今全市、全省、全国乃至全球商界，很多人知道有“晋商”，却不知道“晋商”发源于运城的猗顿商贤文化。猗顿商贤也称运商鼻祖。其实，“运商”和“晋商”包含统一的，不是并行对立的。晋商是笼统的说法，是从现实说；运商是从超越来说，从文化来说。运商可以提升晋商的价值和意义，晋商又可以包容和涵盖运商文化之内涵。
从猗顿商贤文化在2400年的流传和砥砺中可以证明，猗顿作为中华实业商祖，“赀拟王公，驰名天下”，是中国古代商业文明的典型代表，也是晋商精神的完美化身，由“学而优则商”的人生之路，确立了基本的商业伦理，形成了成熟的商业理念，初创了影响深远的晋商精神，是晋商的肇始和代表。习近平总书记把晋商精神概括为“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也正是猗顿商贤文化精神的真实写照：诚实守信，展现猗顿货殖人生的鲜明标识；开拓进取，表现猗顿一介布衣蜕变为一代“商圣”的精神特质；和衷共济，体现猗顿经商中风生水起、一路辉煌的人格优势；务实经营，呈现猗顿被誉为“实业商祖”的职业本色；经世济民，兑现猗顿心系百姓、情系民生“晋商鼻祖”不朽的根源所在。因此，猗顿不愧为晋商精神的原创者，晋商精神的代言人。
“猗顿商贤文化”是运城商界对商文化的最大认同
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近代经济发展史上，驰骋欧亚的晋商举世瞩目，山西特别是以太谷、祁县、榆次、平遥等为代表的太原盆地商人前辈，举商贸之大业，经营范围包罗万象，夺金融之先声，钱庄票号汇通天下，称雄五百余年。这一阶段“晋商”之所以能盛传五洲，遍洒神州，主要是山西商界对晋商文化的认同和遵扬。
从中我们能看出，商会的成功是会员对商会文化认同的结果。会员对商会文化认同，不仅能使商会的凝聚力进一步加强，而且还可以更好地抱团发展。同时一个商人，如果对自身所属商会文化及自身文化属性认同，也容易亲近商会，亲近同仁，从而促进会员间的交流和团结。
在运城商界，大家对“猗顿商贤文化”有最大认同。因为从“猗顿商贤文化”这个大范畴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提炼出商会文化的基本意识和商会理想的发展路径。这也将充分展现和诠释运商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在商界这个群体的特别意义和价值。这也是我们运城商会提“运商鼻祖文化”的目的之所在；也是写“商会理想”和“企业理想”的用意之所在；也是争“运商与晋商”名称之所在；更是“商会建设的商贤文化与商人文化”的义理之所在。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商会文化是商会生存、竞争、发展的灵魂，是把商会做大、做强、做持久的不竭动力。当前，商会作为介于政府与企业间的经济类社会组织，其地位和作用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迎来了历史性挑战和重要发展机遇。这对运城商会的发展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一段春秋史，半部商文化，在中华文明两千多年的商业发展史上，商贤猗顿历练和固定了勤劳朴实、诚实守信，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商贤文化，从一介寒士逆袭成为富甲天下的商业巨贾，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传奇。因此，探讨猗顿商贤文化深邃的内涵和独特的价值，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题中应有之义。
“要想富，敬祖父”。我们要充分发挥“运城商贤鼻祖文化发祥地”这一优势，以古鉴今，以史育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挖掘猗顿商贤精神，溯源追踪晋商文化，把运城打造成为全省、全国商人向往之处，全方位推进运城商会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作者：刘峰，系运城市总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