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历来被视为读书人的陋习，似乎文人总带点清高和傲气，瞧不起人，连同行之间也是互不买账，而清高却有点酸，傲气又有点迂，因此难免被人嘲笑。但从源头上来看，这里是有一些误解的。
曹丕《典论·论文》开篇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很多人看到了这一句，也只记住了这一句，却把后面一句忽略了。曹丕接下来一句是这么说的：“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我认为这算不上陋习，也不应该被指责、诟病。写文章和搞书法、搞体育运动一样，“各体兼擅”的全能型人才几乎没有，像苏东坡这样的多面手，也是凤毛麟角。所谓“群星灿烂”，就是每个作者都在自己擅长的某种体裁上有独特的研究、探索和成就，并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在自由批评的氛围中，以己之所长，轻人之所短，正是相互学习、借鉴，相互促进、提高的最好途径。各有所长，亦见出各有所短，你要以己之所长攻人之所短，就要做好别人也以同样的方式抨击你的准备。这样的批评，当然是最能发现人家的优点和长处的，也最能暴露出自己的弱点和短处。
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对“文人相轻”的精辟洞见，先生目光如炬，大笔如椽。上世纪二十年代先生写过“八论”文人相轻，一开始他就明确地说，“不主张文人应该傲慢，或不妨傲慢”，“但文人也不应该随和”，事实上“文人是不会随和的”。围绕各人的“所长”和“所短”，他有几种看法。“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他是赞同的，这正是文人的风骨，虽然有点炫耀的味道；在互相批评的时候，“各各指其所短，扬其所长”，也是可以的；当然，最好的方式，也是最厚道的方式，是“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但他又强调，“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所长，这一面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这就是健康的、有益的“文人相轻”的原则和方式。但对某些无行文人，“以其所短，轻人所短”，非要把别人拉下马来的做法，就很不以为然了；尤其是有些文人以攻讦他人为能事，为批评而批评，想在批评的混战中捞取个人的好处，而非要“以己之所短，轻人之所长”，他就表示了坚决的蔑视和不耻。
在今天的教育批评和讨论中，我以为鲁迅先生的观点和态度仍然很有意义。
有人说，现在缺乏一种批评的氛围。大家都不关心他人的“生存状况”，只顾着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在语文教学领域，只说阅读一项，就不乏名家和流派。读什么？怎么读？是在课内多读还是在课外多读？教材和其他阅读资源如何共享？教师如何指导？本来有很多可以讨论甚至争论的话题。但是没有，大家各干各的，彼此相安，互不相扰。这种平静的繁荣或繁荣的平静，是幸还是不幸？
我想起了民国学人之间一段嘉话。1928年，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初稿出来了，引起学界极大关注，一时好评如潮，为顾先生赢得巨大声誉。差不多同时，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问世了，同样是一部史识卓越的扛鼎之作。钱穆的学术观点与顾颉刚明显相左甚至对立，钱穆的著作中有很多对顾颉刚观点的质疑和反对。让人想不到的是，钱先生的这部著作是顾先生约稿的，当时顾先生任《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并主编了第七、第八两期，《刘向歆父子年谱》正是刊于《燕京学报》第七期。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讲到写作《刘向歆父子年谱》的意图，主要是针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但“不啻与颉刚铮议”、“和他的议论正好相反”。有趣的是，顾先生对此也完全明白，并大方地说，自己的观点“没有人起来作大规模的反攻，除了钱宾四先生（穆）新近作了一篇《刘向歆父子年谱》之外”。后来顾颉刚的著作正式出版，他又专门请钱穆作序，钱穆于是写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在这篇序言中，钱穆除了继续阐述自家观点，还直率地批评了顾颉刚的论证方法。
与顾钱之间的学术嘉话如出一辙，还有后来的胡适给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作序，胡适不同意郭绍虞的文学史分期观点，序言中并没有给郭著大唱赞歌，也没有因为朋友关系而含糊其辞，而是光明磊落地谈自己的学术观点。朋友归朋友，学术归学术，毫不妥协。看似不留情面，实则是极其严肃认真的学者人格的体现，是为朋友负责，也是为自己负责，更是为学术负责，这才是学者的尊严。
这，就是民国学人的学识、气度和魄力。今天的学术界，这样的风景很难看到了。
这，或许就是真正的“名师相轻”。这里的“相轻”，不是你瞧不起我、我瞧不起你，不是揭短、亮丑，不是口诛笔伐、“鸣鼓而攻之”，而是一种学术观点对另一种学术观点的激荡、淘洗、纠正和补充。
说起今天的语文教学，可以称得上名师如云，大师如林，但我们很少看到名师之间的观点碰撞和学术争论。是没有时间吗？也许是的，回应、反驳、论争，确实很耗时间和精力；是爱惜自己的羽毛吗？也许是的，在争论中稍不留神，弄不好不只是暴露了自己的学术“软肋”，甚至还可能让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学术大厦、学术形象轰然倒塌。
但若真是为了学术，这些所谓的“惜时”“惜身”都是毫无价值、毫不可取的。
“名师相轻”首先要有勇气。挑战者要敢于“叫阵”，应战者要敢于“接招”；“怯阵”“畏战”是兵家大忌，大战三百回合，即便被对手挑落马下又有何妨，“死”得悲壮才能赢得尊严。想一想，黑格尔、费尔巴哈、蒲鲁东都被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批判过，布哈林、托洛茨基也被列宁批判过，但这一切都无损于他们的人格和学术。
其次要有目标，有靶子。所谓“师出有名”，就是说要像叫阵者下战书一样，清楚地表明为何而来，为何而战，堂堂正正，针锋相对，不搞阴谋诡计，不耍小聪明，不胡搅蛮缠。
再次要有本领。只有粮草充足、武艺高强，才能战胜对手。不管是挑战者还是应战者，都要充分备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积累学术资料，开掘学术资源是第一步；然后，拳头要硬，武器要好——论说、批判、驳斥，有理有据，严谨有力。没有对手是寂寞的；打败对手是对对手最好的尊重。
这样的“名师相轻”，如两军对垒，是一场大战，是一出好戏，必定能吸引观者如堵。对决双方精彩的你来我往，思想“亮剑”，让学术升华，让读者享受。这样的“战斗”不仅能锤炼自己、成就自己，还可以通过“战斗”发展自己的同盟军，壮大自己的阵营。
时代呼唤这样的“名师相轻”，语文也需要这样的“名师相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