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2020年“李端棻与近代教育创新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以及贵州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围绕李端棻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研讨。
研讨会现场
开幕式上，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朱善璐、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陈廷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忠文、贵州省社科院原副院长冯祖贻等专家学者，以及李端棻家族后人李声应等，分别做了主题报告，畅谈李端棻与北京大学的渊源，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及其主要教育思想等。
李端棻家族后人李声应
李端棻家族后人、贵州铝厂高级工程师李声应从擎旗者、铸魂者、播火者三个视角，深刻回顾了李端棻的生平和历史功绩。天眼新闻全文刊载李声应先生的发言全文，纪念先贤，以飨读者——
“教育救国”思潮的一代旗手李端棻
李声应
家族长辈李端棻先生被尊称为“中国近代教育之父”，他首倡的京师大学堂，参与创办的贵阳学院、贵阳一中，不仅改变了近代教育的格局和面貌，还泽被乡里，回响至今。
祖父李启艺先生放弃举人“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留学日本学习速成师范，学成后在贵阳一中任教，书写了贵州首批官费留学生“教育兴黔”的答卷。家父李家萃、家姐李声娥传承家风，一辈子默默耕耘，教书育人，“教育世家”的殊荣见证了几代人传承家风、献身教育的不懈追求。
中国自古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但教书育人的职业选择，只是理解近代教育的一个侧面；从民族复兴的百年历程回望，面对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瓜分豆剖、满目疮痍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教育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眼中救亡图存的历史选择，李端棻挺立时代潮头，成为“教育救国”历史思潮的一代旗手。“教育救国”虽然潮起潮落，终未站在挽救国运的历史舞台中央，却开启了五四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也为今天复兴路上的“科教兴国”“教育强国”奠定了根基，涂抹了底色。
梁启超在《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中写道：“其言将行其人萎，功耶罪耶良史知”。穿越“教育救国”的历史画卷，我们才能理解从李端棻到蔡元培、张伯芩、陶行知、黄炎培……中国近代教育家群星璀璨的原因，才能触摸家族前仆后继投身教育的初心。
一、擎旗者：“教育救国”浪潮中被低估的李端棻
“救国之法厥为教育”。十九世纪中叶以来，面对汹涌澎湃的外部冲击，哪条道路能救中国？仁人志士开出的救国良方中，教育是提出最早、影响深远的一剂。
最早“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推崇教育救国。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大声疾呼：“教育为立国之本，国运之兴衰系之，国步之消长视之”。
洋务派支持教育救国。张之洞说：“人皆知外洋之强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强于学。”“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
维新派高举教育救国大旗。康有为说：“欲任天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梁启超说：“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
一大批革命者、改良者选择献身教育救国。蔡元培说：“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昔普鲁士受拿破仑蹂躏时，大学教授菲希脱为数次爱国之演说，改良大学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亦发端与此。”张伯苓说：“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强国事业。”
李端棻
“教育救国”思潮是以改良为特征、以教育为手段，希望从根本上改变国运的近代重要社会思潮之一。但是，当代学者对“教育救国”思潮的研究，无论是“三次浪潮说”（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运动），还是“四阶段说”（萌芽期、发展期、高潮期、转型期），都严重低估了李端棻的历史贡献。学者把戊戌变法时期称为“教育救国”思潮的勃兴期，聚焦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张伯芩等改革人物的研究。根据《近三十年来教育救国研究述评》统计，从1979年至2012年，CNKI发表的重要“教育救国”人物研究83篇，李端棻的有关研究文章为零。
在戊戌变法中，李端棻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参与者，更是教育改革的旗手。他不仅作为礼部尚书、以“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的身份推动教育改革，还以振聋发聩的纲领性文件《请推广学校折》彪炳史册。
《剑桥中国晚清史》指出，奏请开设新学堂的人士中，最突出的是与康梁关系密切的朝廷命官李端棻的奏折。从1896年至1898年，教育改革之风席卷全国，最后体现在百日维新期间修改考试制度和建立全国的学校体系的全面努力中。可以说，1900年以后教育的根本改革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都是从1896年李端棻登高一呼而启航的。
纲举而目张。《请推广学校折》开宗明义，提出了“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的改革建议，明确教育的方向是救国图强，方式是学习西方，方法是自上而下整体改革，方略是 “一经五纬”。“一经”即在北京设立官书局和大学堂，并从中央到地方创设新式学堂，引进新思想、新知识；“五纬”是指开设图书馆（藏书楼）普及知识，创设实验室（仪器院）研究科学，设立译书局引进西学，建立报馆传播时事，选派游历鼓励留学。
李端棻的奏折第一次系统全面地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开设新式学堂，并在京师、省城、州县自上而下构建分级教育机构的设想，奠定了近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础。奏折不仅得到光绪、慈禧太后的肯定，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也正式批复推广，教育改革得以从士绅建议上升为国家号令。“百日维新”虽以失败告终，“兴学堂以广开民智”的教育改革却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从而拉开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尽管过去的洋务派、维新派人士都提出过若干教育改革的思想和建议，但要么支离破碎，要么流于空谈，要么难以上达天听，没有形成全国性影响。
李端棻对洋务派的教育实践进行了廓清和纠偏。他尖锐地指出，同文馆、实学馆、武备学堂都已开办20多年，但这些洋务运动的产物只学西语西文，但对治国之道、富强之源等核心学问，多未涉及。必须对科举学制做大的改革，核心不是语言文字，而是富国强兵之道。
李端棻将维新派的教育改革从理念、呼告转化为改革蓝图，上升为国家意志。他的改革方略既体现了思想的先进性，和康梁精神相通、相互呼应；又展现了成熟的政治家、改革家的务实性。北京怎么改？地方怎么办？钱从哪儿来？存量的书院怎么处理？既缓和与保守派的分歧、富有弹性，又极具操作性，便于日后在全国上下铺开。
作为“教育救国”思潮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李端棻凭借深厚的政治威望、自觉的救国思考、成熟的改革方略，成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也成为“教育救国”思潮中当之无愧的旗手。
二、铸魂者：“教育救国”思潮中的“贵州现象”
李端棻首倡北京大学，严修创办南开大学，林绍年首开贵州、云南留学大门，贵州乡绅创办第一所公立师范学堂……在“教育救国”浪潮中，形成了独特的贵州现象，改变了贵州现代教育的落后面貌，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独树一帜。
“贵州现象”的枢纽，是一代旗手李端棻。
京师大学堂旧址
戊戌变法失败后，李端棻被贬戍新疆，晚年回归故里。这场人生的重大挫折，却成为一个契机，让这位改革的设计师转型为改革的实践者、传播者和不断进化的思想者，并带动了贵州知识分子的现代启蒙。
69岁高龄的李端棻登上了贵州经世学堂的主讲台，以奖励后进、开通风气为己任，感染、启发了姚华、唐尔镛、王仲旭、任可澄、何麟书、桂伯铸等一大批后来崭露头角的贵州才俊。课堂上回荡的，是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赫胥黎的天演论，摒弃八股取士、矢志富国强兵，李端棻打开了贵州学子思想的闸门。
发起创立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开官办师范学堂先河；创办贵州通省公立学堂，成为因材施教的教育重镇；鼓动华之鸿、任可澄、唐尔镛、于德楷和何麟书等贵州有识之士兴办教育，数年间几百所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李端棻知行合一，身体力行，把《请推广学校折》的建议在贵州变为现实，推动了近代教育体制落地生根。
李端棻的教育思想影响了清末重臣林绍年。林绍年，字赞虞，二十世纪初曾任云贵总督、贵州巡抚。林绍年深受李端棻“一经五纬”的教育改革思想影响，并大力推行。任贵州巡抚以后，更与李端棻交往切磋，共商兴黔大计。林绍年在《高等学堂设立预备科并派员出洋考察折》的奏稿中说：“本年夏间，黔绅前礼部尚书李端棻、云南布政使刘春霖等呈请变通高等学堂，整顿中学堂。臣因与往返商榷……”。在地瘠民贫、经济文化落后的云南、贵州，林绍年大办新式学堂、大批输送留学生，直接发起、推动了云南、贵州历史上第一批留学潮，云南籍留学生多达130余名，贵州籍留学生多达151人，在全国名列前茅，开创了留学的黄金时代。这批留学者日后成为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重要力量。
京师大学堂黔籍学生文凭
李端棻举荐并影响了近代教育救国先驱严修。严修，字范孙，曾任贵州学政，与张伯芩创办了南开大学，被尊称为“南开校父”。作为李端棻保荐的十六位维新才俊之一，满怀教育救国理想的严修在光绪二十年出任贵州学政，大刀阔斧改革学古书院，创办经世学堂，开设英文、算学、理化等西学，领中国书院改革风气之先。光绪二十四年，严修奏请开设经济特科，吹响了改革八股取士、废除科举制度的号角。1919年，与张伯芩创办著名的南开大学，抗战时期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展现了非凡的改革远见和勇气。
围绕李端棻形成的教育救国的“贵州现象”，不是因利益而团聚，而是以精神和行动为感召。无论政治倾向如何，爱国救国、兴黔富民是共同底色，开民智、育新人、新国家是共同道路，变古法、改科举、学西方是改革共识。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代旗手，李端棻的教育思想没有僵化不前，尤其是百日维新的改良失败、回归乡里的教育实践，让李端棻教育救国的思想与时俱进。“国家公产非私产，政策群谋胜独谋”“君不堪尊民不卑，千年压制少人知。”《宓园诗存》记录了他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萌芽；“读书应分两途，一救时，二穷理。”《普通学说》记录了他教育思想的进步。“暮年乍拥皋比位，起点如何定课程”，课堂上回荡的政治法治经济伦理、地质理化生理博物，见证了李端棻的创新精神和爱国救国的时代勇气。
李端棻，无愧为教育救国“贵州现象“的铸魂者。
三、播火者：“教育救国”浪潮的余响与回响
1907年，李端棻的生命燃烧到尽头。这颗为教育救国而跳动的赤子之心，从贵州到北京，辗转一生，又回到养育他的家乡。
薪已尽，但火长存。
75岁的李端棻临终前给学生梁启超写信，留下了给国家的最后赠言：“吾虽年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尤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
李端棻生前留下遗嘱，把省吃俭用的1千两白银捐给贵州通省公立中学作为办学经费，把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于教育。救国初衷不改，爱国精神永恒。
重新修缮后的李端棻墓
1905年，李端棻逝世两年前，作为“桃桥李氏家族”晚辈的李启艺被选定为八名官派留学贡生之一，留学日本宏文学院，这所学院后来滋育了陈天华、黄兴、胡汉民、杨昌济、鲁迅、陈寅恪、李四光等一大批有志青年。留学归国后，李启艺投身教育，成为一代贵州名师。抗战名将熊起厚在回忆文章中说，在贵阳一中读书时，李启艺先生对他影响最大。李启艺为人耿介孤高，崇尚文天祥、史可法等先贤，课堂上慷慨激昂讲述文天祥、史可法事迹，背诵《正气歌》《梅花岭记》等诗文，让他从小受到忠臣烈士精神的熏陶。
北京大学的李端棻雕塑
1908年春，李端棻逝世一年后，贵州通省公立中学迁至南明河两江口新校舍，即后来的贵阳一中，我和妻子、长子都有幸在这里就读；贵阳学院、贵阳一中等先生亲手培育的学园，为贵州培养了一代代俊彦英才。
1911年，李端棻逝世4年后，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他首倡的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从这里滥觞。
1919年，李端棻逝世12年后，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大学作为我国的最高学府和思想文化中心，掀起了席卷中国大地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经过五四洗礼的北大师生，在这里首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炬，首先产生了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及其领袖人物，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早策源地。北大的光荣传统，使它成为中国现代思潮最敏锐的开拓者，为民族复兴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奋斗者。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之后蓦然回首，方能感悟先贤的智慧与担当，教育的伟大而神奇。当这条淤塞的大河重新开始奔流，你无法预言她将流向何方，在哪里澎湃、在哪里低回、在哪里转折，但大河就这样奔流着，承载着吾土吾民的光荣与梦想，缓慢而坚定，向着波澜壮阔处奔流、奔流，奔流到海不复回，风吹稻花香两岸……（记者 赵毫 图 谢辉 赵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