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晴
早晨5点半起床工作。发《童书过眼录》和《新父母晨诵》。前者介绍的是儿童第一次听音乐会的过程和注意事项。后者仍然是读杜威。连续几年重读杜威，已经接近尾声了。眼前经常会浮现出100年前他来到中国，在大江南北巡回讲演的身影。
7点40分，上车前，遇到全国政协邵鸿副主席。正好昨天晚上读他发来写赵朴初先生的诗作之后，今天早晨又读到刚刚出版的《中国政协》杂志上他撰写的文章《读书往事》，讲到他儿时看完了家中的小书架上的杂书，讲到文革时他翻墙到报社封存的书库找书读，讲到他在老乡家中看线装书，讲到他一次性借阅庐山图书馆的50册流动书箱，很是感动。我们谈起读书就打开了话匣子，直到工作人员催上车，还有点依依不舍。
早晨7:59分乘车去人民大会堂。我有点好奇，为什么不是8点整出发，而是7:59分？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是两会期间，根据不同驻地不同距离的代表委员的不同情况统一调度指挥的。
今年两会一个很大的变化，是记者少了。造成这个现象，是疫情防控的需要，本质上却是尊重生命的需要：生命至上，严防疫情复发。
许多媒体也有妙计：聘请了一部分代表、委员当“兼职”记者。如果是一般的记者，也许还需要专程找人、约时间，作为委员的“兼职”记者还能够如影随形。
在去人民大会堂的车上，民进组的胡卫委员就当上了“记者”。人们常说“久病成良医”，看来作为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的胡卫是“久被采访成名记”，他不仅采访，而且还像模像样用手机进行视频采访。
胡卫问我，对于今天的政府工作报告有什么期待？我说，总理报告是每年两会的重头戏，是对去年的总结，更是对今年的谋划，是再出发的集结号。很想看到总理对于如何做好“六保”“六稳”，如何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工作部署。
8点半不到，就到了人民大会堂。见到了两位地方政协主席，一位是家乡的父母官，江苏省政协的黄莉新主席，一位是福建省政协主席崔玉英。聊起全国政协的读书活动，他们都高度称赞。一起合影，留下了这次“共读战役”的纪念。
上午9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式隆重举行。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性的关怀，仍然渗透在细节中——
与昨天政协的开幕式一样，国歌奏唱完毕，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全场所有代表委员默哀一分钟，悼念在抗击新冠疫情斗争中牺牲的烈士和逝世的同胞。
总理的报告，也是从讲述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了疫情，保障了人民基本生活，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季度经济出现了负增长，生产生活秩序也受到了冲击，但是，“生命至上，这是必须承受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总理的这句话，没有用惊叹号，也没有刻意用铿锵有力的语调，但是，正因为这句话说得如此平实自然，如此天经地义，它的分量就更加沉甸甸的，深深地感动和撞击着会场上所有人的心灵。掌声，在大会堂回响了许久。
在布置今年工作的时候，总理再次把“坚持生命至上”的理念，作为保障改善民生，促进社会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如何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制？如何完善传染病周报和预警系统？如何坚持及时公开透明发布疫情的信息？如何用好抗疫特别国债？如何加大疫苗药物和快速检测技术的研发投入？如何增加防疫救治医疗设施和移动实验室？如何强化应急物资保障？如何强化基层卫生的防疫？如何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如何大幅提升防控能力，防止疫情反弹？一句话，一切为了生命安全，坚决守护人民健康，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出发点。
是啊，生命是最高目的，幸福是最高境界。让每一个生命受到关注，得到关爱，让每一个生命享受幸福，这不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吗？
为了生命，所有的代价都必须承受值得付出。为了生命，所有的承受和付出都会被铭记。
每年两会，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是最亮的亮点。
每年总理报告时，总有人细数掌声。报告里的民生，报告外的掌声，就是代表和委员的心声。今年总理的报告篇幅大大压缩了，语速也快了，有时候想鼓掌也插不上，但是掌声一点也没有减少。
作为教育学者，我习惯从报告中寻找教育的“密码”。因为，两会过后，各部委都会把总理报告中所有的文字，变成行动的方案，一一落实。
由于字数的限制，许多内容无法被写进报告，一些内容报告中也无法展开。但是，只要是报告提及的事情，一定是要逐项落实，抓铁有痕的。我曾经看过政府工作报告的分解落实细表，是整整一大本。
这几年，关于教育的问题总是从“公平与质量”开始论述的，虽然提法不完全一样，但是内容基本相同。从2018年的“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到2019年的“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再到今年的“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公平与质量始终是总理最关注的大问题。其实，这也是教育的永恒话题。我个人理解，“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是不可分割的。所谓质量，如果没有公平作为基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质量；所谓公平，如果没有高水平的质量，也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公平。教育公平有起点和机会的公平、过程和结果的公平。政府应该着重解决起点和机会的公平，应该努力追求更高质量的公平，从长远的目标来看，更应该实现尊重个性和差异基础上的公平。
报告特别提到了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和县城学校的建设，办好特殊教育，扩大高校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招生规模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教育中的短板，也是教育的老问题，但的确是要解决的教育公平的问题，需要有扎扎实实的措施跟上去。
今年的报告特别考虑到了疫情后的教育问题，强调了有序组织中小学教育教学和中高考工作以及帮助民办幼儿园纾困的问题，很有针对性，也很及时。去年，针对有些地方片面强调公办园数量的问题，总理的报告就提出“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幼儿园，只要符合安全标准、收费合理、家长放心，政府都要支持”。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更是导致了民办幼儿园的生存危机，在保教费不能正常收取，又背负贷款等多重压力了，许多幼儿园已经关门或者面临倒闭风险，总理报告及时明确提出“帮助民办幼儿园纾困”的问题，可谓雪中送炭。
我也注意到，今年的总理报告继续提出要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支持”和“规范”并重，首先是“支持”，有了“支持”有了发展，才谈得上“规范”。这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该明确的发展民办教育的原则。
和去年的报告一样，“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继续写进了今年的报告。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如何更好地融合发展，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国际上后来居上的著名高校的发展道路，研究在互联网教育资源日渐丰富、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新背景下，如何建设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新的可能的路径。
2019年，国家在财力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继续保持在4%以上，中央财政教育支出安排超过了1万亿元，完成了总理报告的目标。今年，财力将更加紧张，如何用好宝贵的教育资金，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总理强调了“优化投入结构，让教育资源惠及所有家庭和孩子”的导向，无疑，这是一个公平导向。
是的，让孩子有更光明的未来，国家才有光明的未来。
在总理的报告之后，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和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正如王晨副委员长所说的，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是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党和国家先后四次启动民法制定工作，但在1954年、1962年、1979年和2001年的启动，都分别遇到了各自的困难，只有局部的推进。这一次在众望所归之下迎来的这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早在去年12月的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就已成为了社会热点，诸如“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等条款，受到广泛关注。在新冠疫情下，这一次又增加了与疫情相关的共有监护人制度、建筑物所有权、物资征订等三方面的条款。
王晨副委员长指出，编纂民法典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需要，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增进人民福祉、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重在保护私权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是新中国的又一个里程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大支柱，正在为法治中国的建设，夯实根基，提供保障。
按照惯例，国家发改委关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及草案、财政部关于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及草案，由代表委员书面审查。
中午吃饭的时候，遇到了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原上海市副市长赵雯。谈起了赵朴老，前两天她刚刚在上海主持了题为《无尽意》的赵朴初先生的书法艺术展书画展，精选了包括《某公三哭》和三份遗嘱在内的93幅作品。她说，赵朴老的所有遗物都由她保存，整理以后，将分别捐赠不同的博物馆和机构，其中涉及民进中央的物品，将捐赠民进中央。
今天会议多，采访多，时间少。午饭之后赶紧写手记。
下午3点，举行小组讨论。我担任下午讨论的主持人，全国政协刘新成副主席参加我们民进小组的讨论。左定超、郑福田、胡卫、陈贵云、尚勋武、汤建人、史贻云、潘碧灵、张显友、张震宇、鲁修禄等17位委员先后发言。
大家认为，这次会议能够顺利召开，是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一个重要标志，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开幕式上的默哀环节，体现了对人民的敬畏和生命的珍惜。报告的第三部分是对近年来政协理论研究成就的一个高度的理论概括，论述精辟，必将成为政协工作的基本遵循。作为政协委员要坚持政治立场，强化责任担当，保持敢字当头、干字为先，做好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工作。
蔡秀军委员在发言中建议，要高度重视疾控中心的人才匮乏，流失严重、专业不对口等问题，加强对疾控中心的人才培养，按照复合型人才的方向，注意招收有医学、公共卫生教育背景的人才。
李玛琳委员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建议政协要更加关注科技创新的工作；二是关注创新人才的培养使用和激励。
牛汝极委员在发言中提出，一个好的报告一定要有评判性命题表达，即“不是什么，而是什么”。常委会报告有7个评判性的命题，对于政协性质定位的规定，对于政协委员履职新要求的规定都很有深度，这些规定对形成共识、凝聚共识具有重要作用。
张帆认为，报告对于政协工作有许多理论阐述，这些理论观点如何体现于市县以下的政协工作，需要更加细化。新冠疫情后，社会出现不少变化，希望政协请一些专家做些讨论。这项工作很难由某个具体部门承担，政协有条件做这项工作。
罗永章委员建议，要在“建立健全协商工作规则，推动完善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的基础上，加上一条“决策实施之后的成效评估”。
杨静华委员建议全国政协关注西部地区、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教育发展的问题，帮助推动广西建设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开放合作试验区。
薛康委员认为，作为组织系统来说，最薄弱的确实在县一级的政协，建议对其更加关注，对其更好发挥作用进一步探索。
何志敏委员建议在提高调研质量方面，尝试开展蹲点式调研；对提案工作，特别是重点提案，采取办理跟进措施，切实提高提案的效果。
虽然会场上没有了以往长枪短炮的记者采访，委员们发言同样争先恐后，非常积极。
匆匆忙忙吃了晚饭。晚上6点，接受新华社记者董瑞丰的采访。结合两会开幕时的默哀一分钟等问题，谈对生命的尊重等问题。
晚上19:40--20:30，在驻地的直播间参加《人民政协报》和光明网联合主办的“政协委员眼中的书香中国”视频访谈，与丁元竹委员和老委员聂震宁连线，网上“全国政协书院”的建立，如何把读书所得转化为履职成果，委员读书对于建设书香社会的意义，“互联网+”时代如何让人们“打开书本”、品味书香？在推进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伟大事业中，人民政协有着怎样的优势和力量？围绕着这一系列的问题，谈了自己的想法。
晚上浏览今天的各大媒体，发现了部分自己撰写的文章和关于自己的报道 。
今天《人民政协报》“永新日记”专栏发表了我的两会日记《“浓缩版”报告蕴含丰富信息》。
今天的《新京报》发表了我的政协笔记《教育需要“新基建》。
今天的中国教育新闻网发表了记者赵秀兰的专访《朱永新委员呼吁：“将未成年人与互联网割裂开来，不可取也难实现”》。我说，将未成年人与互联网割裂开来，将未成年人排斥在数字世界之外，这显然是与时代发展趋势相悖的做法，既不可取也很难实现。网络素养它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也可以称之为新时代的读写算，相当于传统时代的读写算的基本能力。
今天，《南方都市报》的N视频发布了《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让贫困孩子得到最好的童书，成长就会不一样》的视频专访。我说，农村留住好教师比较困难，但有好图书不难。好教师可遇不可求，但是好书是可遇又可求的，而且成本很低，是最有效帮助孩子成长的一个路径。阅读是缩小城乡差距，推进教育公平的最有效手段，如果在人生的初始阶段，让乡村孩子、贫困孩子也得到最好的童书，他们的成长就会不一样。
今天的上海《解放日报》解放周末发表了记者徐蓓根据我和俞敏洪对话整理的文章《未来的教育，究竟会怎样》，谈到疫情已经成为教育变革的加速器，教育正以看得见的变化走向未来。
今天的《国际出版周报》发表了记者赵依雪的“聚焦两会”专访《朱永新：设立“国家阅读节”，将阅读进行到底》。
今天，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表了《朱永新：创新机制搭建平台认真履行基本职能》新闻，记录了作客人民网的访谈。我介绍，民进中央初步形成了拟提交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党派提案一共有46件，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政党协商选题，民进中央以“深化‘放管服’改革 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为主题开展年度重点考察调研，以教育、文化服务业为重点领域，赴陕西、湖北进行实地调研，组织各专门委员会和16个省级组织开展同步调研，共形成25份调研报告。民进的同志告诉我，到晚上8点左右点击量已经超过100万。
今天，百度APP#代表委员议事厅#发表了我的一个提案《关于规范图书销售体系，促进书业健康发展》，阅读人次超过了1800万。可见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关心。全民阅读是一个精神生态圈，出版销售是一个文化产业链条，让好书能够好好出版，让良币驱逐劣币，是打造这个健康链条的重要一环，是形成良好生态的重要上游环境。
今天晚上，还收到朋友发来一位名叫“SKY-微”的网友在新浪微博上发的一句话：“没有阅读的教育，不是教育。——朱永新”这条微博所配的图片，是我写的一本书《朱永新阅读感悟——梦想因阅读而生》，上面有一行手写的字：“虽然每篇的文字不多，但都是真理，刚好在带娃的时候，利用碎片的时间翻阅几篇。”听口气，是一位年轻的父母。
这样的消息，让我格外高兴。父母一小步，孩子一大步。无论读的是不是我的书，只要父母认真阅读，孩子一定茁壮成长。
晚上9点多，采访结束以后回到房间，接受中新社记者王捷先的电话采访，就今年两会的新特点、互联网教育的优劣势、为什么坚持写两会手记等问题进行交流。
挂了电话，先修订给《人民政协报》写的专栏，交稿。再完成《新京报》的专栏。
很快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晚上《中华读书报》陈香来电，希望我为孩子们推荐新世纪以来最好的儿童文学作品。20年10本书，难度还是不小。选书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但还是很认真地反复筛选，查找核对资料，晚上11点28分发送邮件，完成了任务。
又增补了一点手记，发现已经11点40分了。赶紧洗漱。
有朋友善意提醒我，对于媒体的采访尽可能少一些，要低调一些。心中感到特别的温暖，由衷的感动。
说实话，我自己也的确感到身体的疲倦。但是，想一想，生命到底是什么呢？生命的重量到底体现在何处？当我们在疫情之下，如此艰辛地赢得初步的胜利，当我们默哀的时候，缅怀同胞、致敬英雄，我们是如何定义生命？如何定义生命的重量呢？
人是社会动物，无法完全孤独的存在。归根结底，任何人，哪怕再大，作为区区个体，也无非是社会无数链条上的一环，共同推进一些事务，力图让世界一点又一点地接近理想。因此，不同的职业，生命的重量从不同事务中体现。对于医护人员来说，生命的重量在于奋战在疫情第一线，也在于像钟南山、张文宏那样向人们普及相关知识。那么对于委员代表来说，生命的重量在于深入一线的走访调研，分析思考，也在于责无旁贷的献言献策，向人们普及各自专业领域的相关知识，可以说，调研思考是本职所在，呐喊献计是职责所系。
尤其在信息时代，观点多元化的自媒体本就无限瓜分着大众的注意力，从娱乐性上专业媒体本身就处于弱势，必须靠专业性取胜，只能借助于专业人士。如果专业媒体人缺少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采访对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们又怎么办呢？
更何况，教育的改变，从理念开始。理念的改变，只可能从传播开始。很多教育的问题，要想把常识变成共识，就是需要反反复复地说，从不同角度说，以不同案例说，才能逐步被大家接受。
正是有着这样的心理准备，我才总是抱着一种“虽然辛苦一些，又何乐不为”的心情，尽一己之力。不过，我对自己反复提醒的是：术业有专攻，要围绕自己研究的专业领域发言。现代社会分工细致，这个领域的专家，涉及那个领域，就可能是“专门害人家”了，自己只能为自己的专业研究代言。
11点55分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