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宁省阜新市阜蒙县的一个普通乡镇，有一所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学校，教学大楼、理化生实验室、多媒体教室、微机室、语音室、美术室和图书馆一应俱全，还有3300平方米的职教基地和500平方米的温室大棚。几十年前，这里只有24间盖着茅草的破房子。
许多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从这里走出辽西北的穷乡僻壤，考进清华、复旦、南开、浙大、同济等大城市的知名高校。在他们改变命运的故事里，有父子两代校长五十年接力的奉献……
以校为家
1969年5月的一天，四十二岁的韩钦明开着拖拉机带着妻子和三女一子，从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县城出发，来到当地红帽子乡落户。两个箱子、一个办公桌、一个碗橱子以及两个书箱子，是他的全部家当。而他的工作任务，是在当地组建一所中学。
此时的红帽子乡没有中学，韩钦明所到的地方只有二十四间屋顶前高后低、盖着茅草的农村“水房”，没有老师、学生，没有教室、操场，没有一丝学校的“气息”。可以让韩钦明一家住的地方，是校园内两间干打垒茅草西厢房。这房子是当时盖“水房”时临时的看护房，两间房大约有三十平米，墙上长满了梭叶草。
韩钦明看了一圈，告诉自己七岁的小儿子韩伟：“以后，这就是家了。”
韩钦明，1948年12月参加革命，毕业于热河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此前先后在阜蒙县教育局和该县多个地方学校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要求一个公社成立一个中学，但由于阜蒙县是少数民族县，地区面积不大，所以直到1969年才开始建立中学。韩钦明受命办校的时候不被称为校长，当时的称呼是“革委会主任”，既负责教学工作，还要负责学校管理工作。1978年落实政策后，韩钦明才正式成为这个地方的第一任校长，直到1983年离休。
1969年搬家落户的第一天，看到这个没有人烟的破地方，住进这样的矮房子，进屋以后站到炕上都挺不起腰，厨房连柴火和吃水都没有，韩钦明的妻子眼里露出一丝幽怨。韩钦明看了一圈，觉得挺好：天很蓝，地很宽，黑黑的土地上可以种向日葵。
水，需要到村里去抬水去；柴，几个孩子到西边儿树林捡小干树枝儿，然后可以生火去做饭……这段记忆，对五十年后同样任红帽子学校校长的小儿子韩伟影响很大。“父亲那个人呢，就是一个本本份份、老老实实厚道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从不多言多语，只会以身作则。”他印象中学校所有的事都是自己家的事，“我们住在学校里边儿，来人就去接我们家接待。既不需要值班儿的老师，也不需要打更的人员。学校就是家。”
照片说明：韩钦明夫妇与儿子韩伟合影。
1969年的9月1日，红帽子中学开学了。韩钦明招上来两个班的学生。初一初二，一个年级一个班，一共三十多个学生。到1970年，就有了四个班。到1971年有了六个班。学生大都来自农民家庭，有的是上山捡柴下地挖煤的苦孩子，他们知道读书是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所以学习很勤奋。当时阜蒙县有很多文革期间下放的知识分子，这批孩子很幸运地获得了水平很高的教育师资。
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当时的国家政策中要求中小学教育应当注意劳动教育，以便中小学毕业生广泛地参加工农业劳动。那时的红帽子中学紧紧跟着时代走，上课是一方面，重点是劳动。学校有养殖场，不但养过猪、鸡、羊、牛、马，甚至还包过一个山，在韩钦明不分昼夜的呵护下，山上硕果累累，被林业部评为全国植树大造林先进单位。
图片说明：红帽子学校当年的养殖场。
学校包下一个山头，劳动生产有了，教学也不能落下，于是就有了农机班、测绘班，等等，七零、七一那两届学生，一边拖砖，一边种地，一边上学。从1973年以后，红帽子学校开始重点抓教学。
身为学校的负责领导，韩钦明一直兼着班主任的工作，还教数学，从没离开过一线。“那时候也没人儿谈到钱什么的，也没有给钱就干，不给钱就不干的说法。领导就得多干、带头干、率先垂范的干，要干好，还得有方法，这就是对领导的要求。所以过去的领导特别有威信。”韩伟说。
几代不同时期的学生对韩钦明的回忆都如出一辙：这是一个温和的校长，从不发火，从不惩罚学生，并且总是向学生们强调学习永远是最重要的事情、对待学习的态度要精益求精。
在这样一个贫困地区的普通中学，在恢复高考的1977年当年，就培养出魏广平这样一位考进北大的全市高考状元，1980年、1981年，红帽子学校毕业生中，又出了两名全市的文科高考状元。
北大毕业的魏广平说，“‘学无止境’四个字贯穿了我的一生。这是韩老师当年教会我的。”在他心目中，韩老师“永远那么温文儒雅，连重话都不对学生说。”1996年，已经是北大留美博士的魏广平回到红帽子学校，给学弟学妹们分享学习心得，“讲课的时候，脑海里回忆最多的也是韩老师的温和。”
图片说明：1997年，韩伟（二排中间，时任教导主任）和初三毕业生合影。
韩钦明一直工作到1983年才离休。他的助手副校长孙玲接任校长，于1987年离任。韩钦明万万没有想到，他离开之后，自己一手打造的学校会陷入动荡和混乱。
1989年到2000年的这段时间，红帽子学校受到一些社会大环境消极因素的干扰，因工资待遇落实不力等原因，各种矛盾开始激化，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也受到影响。从此，红帽子学校不论是管理还是教学，全部一落千丈。
从2000年开始，红帽子学校作为全市最落后的学校开始整改，变为九年一贯制的学校。也正是这一年，红帽子小学迎来了新一任校长——韩钦明的小儿子韩伟。
子承父业
韩伟从小就很聪明，1984年师范学校毕业后，去了离家15公里的一个民族学校教课。
他所在的蒙古族中学地处偏僻，共有三个年级、四个班，所有班级的英语都是韩伟一个人教。那个年代缺英语老师，韩伟是全校唯一的英语老师。虽然学校离家里15公里，韩伟每天最早到校，最后一个走，他心里铭记着父亲的教诲：做一个兢兢业业的好老师。1984年，韩伟教的那个班级全县总成绩第二，韩伟被评上乡里的先进教师。紧接着当了一个班的班主任，这个班一共23个学生，1987年毕业时，有19个学生考上了高中师范和中专，在全县首屈一指。
1988年，韩伟回到红帽子中学当班主任，教两个班的英语，一个班的物理。这时候的韩伟，稍有知名度了，家长对他非常认可。很多人都在为工资上访罢工的时候，韩伟义务给孩子辅导功课，这让他成为县里的先进教师，还上过中央电视台的新闻。
王芹是韩伟第一代学生。“我是一个山里娃娃，在上高中之前，没见过客车，没见过楼房。”作为一个农村孩子，王芹的家境非常贫困。“农村地区缺医少药，我从小身体不好。读书的时候，我经常缺课，韩校长是我的英语老师，他经常鼓励我，夸我。每次迟到都不批评我，而是给我一句鼓励——来了？还要竖起大拇指。于是，我不敢懈怠，最终考上了高中。”王芹在读高中的时候，每个月回一次家。“回家路上，每次都能遇到韩老师，骑着自行车下班。远远地看见我们，他就下车，问我们各科学得如何。”高中食堂一日三餐高粱米饭，原本就瘦弱的王芹坚持不了，想退学。“有了韩老师关心，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读书。那个时候高考录取率只有25％，我考上阜新师专。如果当时没有他的鼓励，现在我就是一个农民。”
1991年王芹毕业后回到母校工作，也当上了一名英语老师。上班第一天，韩伟校长要求，“好好讲课，不许给我丢脸。”这句话，深深印在王芹的脑海，“校长很关心我班里学生的成绩。每一张100分卷子都要好好检查，然后满意地说，一个标点都没错，真行！”
1997年，韩伟被选上红帽子学校的教导主任，4年后被提拔为校长。从2000年到2020年，当了二十年的校长、书记，以及校长兼书记。作为校领导，他给老师们留下了“不知疲倦”的印象。
“我们上班在学校门口第一个见到的是校长，他怕我们不好意思打招呼，总主动夸我们中的一个。”王芹说。
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韩伟认为有条件要干好，没有条件就创造好条件干好，“我要求老师们、学生们干的事，我就带头干。不管啥工作，包括公益捐款，我们先干。什么寒暑假休息日干活儿，我从来也没要过什么待遇，包括现在也一样。”
韩伟说他父亲那个年代，不论是老师、领导，还是校长，大家都是平等的。学校有什么事大家都一起做，没有特殊。对学校老师的要求也是言传身教。“所有人都不会在乎待遇问题，就是真正是把学校当家一样。我们家在学校院里住了那么多年，学校也没有雇佣什么护校保安之类的，都是我们家的事。”韩伟将父亲的这种精神传承到了现在。
图片说明：韩伟和班子成员在红帽子学校荣誉墙前合影。
韩伟认为，学校要永远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为孩子发展着想、为家庭着想、为社会着想。“学校建设就是环境育人，学校就是一个社会，咱们要让学校成为一个好的社会，让孩子这里能够快乐成长。”
红帽子学校很重视家庭教育。每学期寒暑假之前，韩伟会给家长布置布置任务：定期请家长到学校来，随便儿听，随便儿走。家长对学校的认可、对孩子认可。在韩伟看来，教育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则是家长。
韩伟相信言传身教，认为言传身教需要学校、老师做导向。“我们学校的吃喝嫖赌行为几乎没有。我们学校的离异的老师也非常少，几乎没有。比方说我们学校的校风老师都是比什么？比工作，比养老，比孩子，比日子。你看你自己，孩子教育不好。你能把别人孩子教育好了吗？这就形成风气了，这风气实际对工作大有益处。”现在，红帽子学校老师家孩子有清华的，有北大的，也有博士后。
王芹的儿子浩然于2013年从阜新县蒙古族高中以679分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如今现在正在预备申请留学国外，“韩伟校长鼓励我，要多见世面，多出去闯闯！出国留学，学成归来，建设祖国！”
弱校逆袭
2000年开始，韩伟不停地跟着时代的教改，改变着学校的方方面面。从改变旧的面貌建设，到新的教学理念，新的管理等，一直走到今天。这二十年里，红帽子学校经历了二次大的变动：一次是2000年变为九年一贯制学校，学校包括小学、初中和幼儿园；另一个是2011年到现在，变成只有小学，初中部进城。从2000年到2011年，韩伟重点思考的就是九年一贯制一体化的学校怎么抓，中小学衔接、幼小衔接怎么办学，要抓升学率，还要抓那个义务教育，基础教育也不能松懈。
红帽子学校学校地处偏远农村，地方经济不好，学生大都家庭经济不是很好。现在阜蒙县服力中心工作的才华毕业于1997年，“都已经是九十年代末了，冬天我们还是炉子取暖。冬季特别的冷，教室里都冻手，很多学生的手都有冻疮，窗户只能用塑料封住。每天早要生炉子，偶尔会满屋子烟，第一节课就上不了。”才华回忆道，“很多学生都仅仅是吃穿可以，家庭收入也就是每年3000元左右。”
尽管学校被市教育局定为薄弱学校，但韩伟不希望这里的孩子因贫困而闭塞，他积极努力帮助学生打开外面的世界。经过他的多方联系和沟通，红帽子学校先后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沈阳师范大学、辽宁省实验学校、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等61家单位和个人建立了“手拉手”友好单位。其中与大连开发区职业中专正式建立友好学校关系，与辽宁省实验学校建立协作学校关系，与沈阳韩国国际学校签定结缘协议，与沈阳师范大学团委签定帮扶协议，与大连实验学校、营口鲅鱼圈实验学校、盘锦田家学校等十家学校成立协作体……这么多爱心单位和人士，都是被韩伟校长一心为贫困学生的真诚所打动。各类“手拉手”活动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
照片说明：2016年，辽宁省中小学“品质学校”协作联盟启动仪式在辽宁省实验学校举行。
“山村孩子走进辽宁工大活动，让我们的学生们了解家乡的大学，让他们更加发奋学习。”韩伟说，“我校有120名学生分三批参加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组织的北京五日游，费用全部由宋庆龄基金会负责，每年选拔出40名品学兼优、全面发展的少先队员，走出家门，走进首都，走近宋庆龄故居，走进故宫，走进清华园，登上八达岭长城…… 这些都能让孩子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也会增强他们努力学习以及回馈社会的决心，促进了孩子们的道德水平和学习质量的提高。”
沈师外国语学院董翠老师在与韩伟校长的接触中，深深被其大爱无私打动，她把国外的公益慈善组织——韩国爱心盒协会介绍给韩伟，并由此与韩国爱心盒协会建立起了十几年的友谊，对学校贫困学生进行了爱心资助，共资助学生108人。韩国爱心人士每年都邀请受资助的学生去沈阳参加活动，与学生共同庆祝六一，一起比赛，一起在墙壁上做画，一起植树，一起许下心愿，通过活动加深中韩友谊。
韩伟把学校的校训定为：善教、乐学、诚信、感恩。善教，针对教师而言，教育要有方法，有能力，有责任心；乐学，针对全校师生，要做个乐于学习的人，对学习有兴趣，肯学、爱学，这才是学习不竭的动力；诚信，是一种人生态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现在社会逐渐缺失的东西；感恩，源于学校的历史背景，在韩校长的多方沟通下，学校多年来一直受社会各界关心、支持、救助，对于这种大爱，韩校长一直强调要有感恩之心，要把这种爱心传承下去。
虽然学校位于穷乡僻壤，但韩伟的教育理念并不落后。“教育部抓体育进课堂进校园，让孩子在学校会几项体育技能、乐器进校园进课堂、舞蹈进课堂、声乐进课堂等，这个我们全走在教育部的前边。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当时就是单纯的想让孩子们长长见识。” 2020年国家教育部重点抓孩子劳动教育。红帽子学校早已把它变成日常工作了。“一是当年我父亲在的时候打的底子，二是要符合孩子的心理。” 韩伟说。
今年五十七岁的韩伟想把红帽子学校打造成农村一流小学。谈起学校的工作，他总是兴致勃勃，“重点加强孩子德育教育、养成教育、传统文化教育、艺术教育、体育教育、劳动艺术教育、加强特殊孩子的特殊教育，加强留守儿童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
图片说明：红帽子学校被评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的先进示范学校。
只有受过苦的人，有过经历的人才知道现在的日子甜，知道现在的生活是来之不易。
“我总是能想到当时我父亲筹建这个学校，举家搬到那块儿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两个茅草房儿和我们家七口人儿。”而现在，原址上已经建起高高的教学楼，“我们今年又建了一个1000坪标准的幼儿园。还建了一个可以住1800名学生的公寓。”
韩伟感到特别知足，“不给我钱，我都干。不是我本职工作，只要该干我都干。这个学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我都是历历在目，每一颗树木每一颗小草，我都知道。”
时光流转，风轻云淡，好似那年的五月时光。
七岁的韩伟躺在拉着他们家当的拖拉机头上看着天，那开阔的视野，微凉的风，都让小韩伟感觉特别有意思。这时，他的父亲韩钦明对他说了一句话：“从今天起，这就是我们的家了。”
五十余年，弹指而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