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9年至2019年，中国开放大学即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激情到理性、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试点推进发展并逐步成型的风雨历程，走出了一条扎根中国大地、适合中国国情、富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大学发展之路。
一、
历史深处
学界普遍认为，世界近现代大学源自中世纪后期的欧洲，代表性大学有11世纪末诞生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以及稍后的法国巴黎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在近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大学因内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其职能、形态、方向、特征等也不断发展变化，办学理念和行为也逐步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向外开放，出现了一些具有开放性特征的大学，如19世纪上半叶诞生的英国伦敦大学。但从整体看，大学的开放性特征并不明显。
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人们要求大学进一步向社会开放，让更多的社会成员，包括退伍军人、战后出生的大批适龄青年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体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这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大学面向社会更加开放；二是政府创办新型大学向社会开放。在英国，政府另辟蹊径的结果就是于1971年成立英国开放大学，它被称作英国教育在20世纪中最重要的创举。
英国开放大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开放性，强调对象、时间、地点、方式的开放，以广播电视技术为主要手段，为一切有意愿、有能力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提供机会。在一个新的世界和时代环境中，英国开放大学的诞生犹如春天里破土的第一根竹笋。其后，不少国家纷纷向英国学习，成立自己的开放大学。中国广播电视大学也是学习、借鉴英国开放大学的结果。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而整个国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才奇缺、青黄不接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不可能顺利，现代化建设目标也难以实现。正是因为看到这一根本问题，1977年5月，邓小平同志向中央呼吁：“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邓小平, 1977a）当年8月初复出后，邓小平同志立即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并讲话，明确提出要恢复高考。鉴于当时大学太少，容量有限，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邓小平同志强调：“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就高等教育来说，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的和业余的大学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邓小平, 1977b）
1977年10月，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访华，向邓小平同志介绍了英国开放大学利用广播电视手段大规模培养人才的经验。邓小平同志对此高度重视，敏锐意识到利用广播电视手段大规模培养人才是一个好办法，当即表示要利用电视手段加快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正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1978年2月，教育部、中央广播事业局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提交了《关于筹办电视大学的请示报告》，“报告认为，办好电视教育是多快好省发展教育事业，满足群众学习要求，培养和造就大批又红又专人才，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开办电视教育讲座的基础上，尽快筹办电视大学已是势在必行，并建议教育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集中力量办好面向全国的广播电视大学，即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教育大事记》编写组, 1999, p. 3）。方毅同志阅后批示：“报邓副主席审批。拟原则同意，编制、房屋、设备、交通工具、外汇等等有关具体问题，同有关部门商研解决。”邓小平同志审阅报告后批示“同意”。（中国教育新闻网, 2009）正是这两个字，使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得以横空出世！
在随后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又高瞻远瞩地指出：“要研究发展什么样的高等学校”，“要制订加速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教育手段的措施，这是多快好省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邓小平, 1978）此外，邓小平同志还高度关心、支持广播电视大学的筹备和建设工作。如邓小平同志通过与希思的信件往来，促使我国教育部与英国开放大学接触，进行访问和合作；在租借还是购买卫星转播电视课程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对方毅同志说，“向国外购买一颗直播卫星”，这样“不就快一点么，无非是我们花点钱么，花个几千万么”。（中国教育新闻网, 2009）
1979年2月6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除西藏、台湾外）广播电视大学在北京隆重举行开学典礼，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转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同志、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同志及一批中央部委领导出席了典礼。自此，揭开了中国广播电视大学40年风雨兼程、拼搏向前的序幕。
二、
风雨历程
中国广播电视大学40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高举高打”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1979—1985年）
这一阶段，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人们的思想从根本上得到解放，国家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由于广播电视大学是邓小平同志倡导建立的，因此“高举高打”成为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之一。
所谓“高举高打”，是指在广播电视大学建设过程中的各项重大决策基本上都是由党中央和教育部决定的，各项会议和活动都有中央领导、中央各部门领导出席和参加。如1978年11月和1979年8月，在不满一年时间里的两次“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工作会议”，即是由教育部根据中央精神召开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同志、王震同志分别出席了会议并讲话。1979年2月举行的开学典礼，出席的有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同志、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同志、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培源同志以及一批中央部委的领导。1982年举行的毕业典礼，时任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同志、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同志、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袁宝华同志出席并讲话。
广播电视大学建设发展中的一些文件，是由国务院下发、转发或由中央相关部委联合下发的。如国务院国发〔1979〕14号、〔1979〕277号文件就是转发1978年、1979年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工作会议的报告。
这一阶段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摸着石头过河”。由于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广播电视大学的体制、机制、模式以及一些具体制度和办法都是一边研究、一边制定、一边执行的，也就是“先上马后备鞍”。如关于办学体制，为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提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由教育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共同举办，各省市区广播电视大学的方针、任务、办学方案、教学计划等都由其自行决定，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至于它们之间的一些复杂关系问题则根本来不及研究。而作为补充，除提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校长由教育部党组报党中央批准后任命外，省一级广播电视大学校长“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革委会（人民政府）的一位负责同志兼任比较好”（国务院, 1979），可以协调解决一些关系问题。
广播电视大学办学伊始并无严格意义上的“专业设置”，只有“课程设置”。如《中央广播电视大学79级教学计划（草案）》规定：“本教学计划设置理、工科（机、电类）的基础理论课程和技术基础课程，共10门。”（教育部, 中央广播事业局, 1978）这10门课程划分为电子、机械、理科三类，“学完其中一类的课程，经考试成绩合格，修满规定学分者，即为毕业，发给毕业证书”；“学完1门课程，经考试成绩合格者，发给单科结业证书”。（教育部, 中央广播事业局, 1978）因此有全科生、单科生之说。1982年才开始增设语言文学类专业和经济管理类专业，专业建设逐步规范发展。
为保证教学质量，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主讲教师都是根据教育部要求，从各大学中遴选出来的一流教授，如华罗庚、王力、陈琳等著名教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也因此享有很高的声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
（二）扶持、整顿和规范发展阶段（1986—1992年）
1985年5月，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转变，教育体制改革也全面展开。《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要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各种类专门人才，并专门提及：“广播电视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教育委员会应就改进和加强这方面工作，做出专门的决定”。（中共中央, 1985）
在宏观层面，教育体制改革极大地刺激了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发展也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峰。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单是1985年，全国高等学校数就增加了114所。而高等职业教育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它的规模与本科教育之比1985年达到了1∶2。在此背景下，广播电视大学的规模发展也很快，1985年招生接近30万人，环比增加了约30%。
由于之前几年的建设发展，除了经验、质量、声誉外，广播电视大学办学系统也逐步形成，办学效益显著，越来越受到高层和各方的重视。1986年1月，时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同志在《发展电大事业，重视办学的社会效益》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国力与巨大的教育任务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这就需要利用现代化手段，发挥广播电视大学的作用，“要考虑把对象扩大到中学毕业生中去”（何东昌, 1986）。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鹏同志则在年度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电视大学在招收在职人员的同时，也要向应届高中毕业生开放，为有志青年提供广泛的学习机会”，“使国家和社会通过这条途径培养出更多的各类专业人才”。（《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教育大事记》编写组, 1999, p. 63）仅在1986年，李鹏同志先后九次就广播电视大学的工作进行指示，并在考察烟台广播电视大学时亲笔题词：“电视教育大有可为”。1989年，李鹏同志任国务院总理后还为广播电视大学亲笔题词：“努力办好广播电视大学，为社会主义建设培育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办学规模的迅速扩大带来了质量和管理问题。时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张达同志后来回忆说，当时发展规模过大，发展速度过快，师资和管理跟不上，经过统一思想，大家一致认为应把质量放在第一位，采取的措施包括停招自学视听生，加强考试、教材和管理工作等（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09）。而为提高教材质量，尤其是电化教材质量，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组织力量开始进行相关研究，提出了一体化教学媒体设计方案，由各类人员共同组成课程组进行建设，并于1991年出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建设工作规程（试行）》。
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的创办发展具有“先上马后备鞍”，边实践、边研究、边总结、边推进的特点。为规范发展，1986年5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根据国家教委相关指示精神，着手研究、制定广播电视大学设置暂行规定。经过两年努力，终于完成了“暂行规定”的制定工作。1988年5月，《广播电视大学暂行规定》由教育部颁布执行。这个“暂行规定”是对过去10年办学实践的归纳、概括和提升，对于未来的办学工作是一种规范和指导，它的影响可谓深远。遗憾的是，这个“暂行规定”一直执行了30年还在“暂行”。
在这个阶段，非学历教育培训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如成立中国电视师范学院、中国燎原广播电视学校等，为培养、培训中小学教师和校长、开展“三农”服务等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
（三）彷徨徘徊与开放教育试点阶段（1993—2009年）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在中国大地引发了巨大反响。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适配性改革，于1993年3月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的目标、战略和指导方针，并提出积极发展广播电视教育，同时规定成人学历教育毕业生要取得国家承认的学历文凭，可以参加国家组织的文凭考试或自学考试。这对广播电视大学的开放办学产生重大影响。
从历史情况看，自1984年以后，普通高等教育发展迅速，规模越来越大。如1984年招生47万人，到1993年时招生90万人，毛入学率也从2.3%增长到4.6%。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人才培养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为因“文化大革命”而失去学习机会的知识青年提供“学历补偿”的教育使命也基本完成。在这种背景下，广播电视大学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加上外部政策、内部问题等的影响，发展进入低潮期，人们徘徊、彷徨，甚至出现“红旗还能打多久”这样的悲观情绪。1993年8月15日，《羊城晚报》发表的《电视大学作鸟兽散渐成趋势》一文反映的正是这种状态。
“怎么看？”“怎么办？”成为这一阶段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广泛关注的焦点。这个问题也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当时主管教育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处。1994年1月27日，李岚清同志到北京广播电视大学考察并召开座谈会，会上，他充分肯定了广播电视大学取得的成绩，针对“红旗还能打多久”的悲观情绪，他说：“红旗能打多久？我说要永远打下去，而且越打越高，越举越高，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09）
1995年8月，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针对性研究，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台了《关于广播电视大学贯彻〈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一份比较全面、有高度也很具体的意见。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个目标”和“两个试点”。“一个目标”就是在总结历史发展经验基础上，面向未来，第一次通过文件形式提出自己的奋斗目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远距离教育开放大学”。“两个试点”就是招收“注册视听生”试点和“专升本”试点。“注册视听生”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自学视听生”在本质上有共同之处。为落实《意见》提出的目标和措施，1996年4月，在安徽黄山召开了全国广播电视大学教育工作会议，即著名的“黄山会议”。当年10月，出台了《关于广播电视大学教育改革和发展中若干问题的意见》。
1995年到1998年这三年多时间里，“注册视听生”和“专升本”试点工作不断推进，积累了不少经验，也明确了一些今后发展中要进一步探索解决的问题，为1999年开始的开放教育试点工作奠定了思想和实践基础。
1999年1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振兴行动计划》）。这份行动计划包含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任务，以及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目标要求。无疑，它成为广播电视大学进一步推进“两个试点”的政策依据和主要动力。
《振兴行动计划》颁布的第二天，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就向教育部提交了《关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1999年开展开放教育试点的请示》，拟在“注册视听生”和“专升本”基础上进行真正的开放教育试点。4月底，教育部正式批复，同意从1999年开始开展“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的研究工作，探索并构建广播电视大学在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条件下专科教育和本科教育（专科起点）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框架，以及相应的教学模式、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大批高质量的、适应地方和基层需要的应用性高等专门人才（教育部办公厅, 1999, p. 488-489）。
这个批复宣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开放性”办学取得突破性进展，本科教育历程正式开启。自此，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的发展进入了“高速路”。在校学生人数从1999年的3万多人发展到2008年的276.6万人就是证明。
2007年4月，教育部组织由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同志为组长的专家组，对“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进行总结性评估。评估结论是：“八年试点是一次成功的教育改革”，“试点项目为办好开放教育形成了一系列思路，为我国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2007）
在这一阶段，为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趋势，推进教育现代化，基于网络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与TCL集团合作建设电大在线平台，并形成了现代远程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为服务特定群体，与军队合作，创建了八一学院、总参学院，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合作，成立了残疾人教育学院。
这个阶段的试点探索和发展为2010年广播电视大学的战略转型和开放大学试点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战略转型与开放大学试点阶段（2010—2019年）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等发展迅猛，迫切需要教育改革发展与其相适应并提供支撑。作为回应，2010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战略目标、战略主题和发展任务。针对广播电视大学的改革发展实际，明确要求“办好开放大学”。
为落实《规划纲要》要求，2010年10月，国务院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中设立“探索开放大学建设模式”子项目，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北京、上海、江苏、广东、云南五省市电大列为试点单位。经过近两年的试点探索，教育部于2012年6月批准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基础上建立国家开放大学，原北京、上海、江苏、广东、云南五省市的五所广播电视大学更名为开放大学，并于7月31日在人民大会堂为国家开放大学、北京开放大学、上海开放大学隆重举办揭牌仪式，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出席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探索开放大学建设模式”试点的价值取向在于促进广播电视大学更加适应国家战略发展、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而进行战略转型，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改革体制机制与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突破时空制约，促进人人皆学、时时可学、处处能学的学习型社会的实现。从试点的实际情况看，六所开放大学都提出了适合各自实际情况的试点探索方案并取得了不少阶段性实践成果。
以国家开放大学为例。《国家开放大学建设方案》明确提出：“组建国家开放大学，对于推动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和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满足社会成员高质量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促进教育公平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探索科技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促进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促进教育改革创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教育管理水平具有重大意义。”国家开放大学的办学理念是开放、责任、质量、多样化、国际化；建设重点是网络平台建设、学习资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学分银行建设；改革重点是办学模式改革、管理模式改革、培养模式改革、服务模式改革；使命与目标是经过十年努力，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所新型大学，世界开放大学体系中富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开放大学，我国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支点。
国家开放大学试点九年来，紧紧围绕 “1314工程”，即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办学组织体系、教育信息化、大学基本制度框架为支柱，以学分银行为纽带，以非学历继续教育、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为着力点，全面开展各项建设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阶段性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 构建“国开共同体”办学模式
按照“自愿、平等、合作”原则，以及“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共赢”的基本理念，初步形成了一个“集约集团办学、多元多样主体、开放平等包容”的“办学共同体”。这个“国开共同体”跨地区、跨行业，立体交叉，覆盖全国城乡，既相对统一，又相对独立。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实行双重领导、层级管理、权责分明。
2. 形成“互联网+大学”信息化模式
以“云、路、端”三位一体为技术支撑模式，初步构建了集教、学、管、研、服等于一体的在线大平台，开发了适应远程开放教育需要的“云教室”以及移动学习App，建成了一个数字化资源中心和249个数字化资源分中心，建设了三万多门“五分钟课程”和280多门专业网络核心课程，以及一大批适应学历与非学历教育需求的网络学习资源。
3. 确立“学历与非学历并举”发展服务模式
在学历教育方面，开设了142个专业，2012年以来共招生782.4万人，毕业609.3万人，获得学士学位的8.1万人；在非学历教育方面，开展各种类教育培训，成立老年开放大学，与全国妇联共同推进“精彩人生女性终身学习计划”并在27个城市推广实施，启动国家开放大学“长征带教育精准扶贫工程”，重点对12个省市区的25个国家级贫困县开展定点精准扶贫，等等。
4. 推进“六网融通”人才培养模式
基于网络学习趋势，探索形成了集网络学习要素，即网络学习空间、网络学习课程、网络教学团队、网络学习支持、网络学习测评、网络教学管理于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了学生学习行为的发生，实现了学习过程远程支持服务以及教学管理水平、效率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5. 建立“学分银行”模式
组织力量对具有代表性的15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分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以学习成果框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研发了可以支撑亿万级学习者开户、存储、积累与转换的信息服务平台，以及集慕课、学分银行、教育淘宝于一体的新一代在线学习与学习成果认证平台——学银在线，并受教育部委托，承担“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建设任务。
6. 探索国际化发展模式
搭建MyEChinese国际汉语教学平台，在赞比亚、坦桑尼亚各建立了海外学习中心，并积极与国外开放大学合作开展相关项目研究，参加相关国际会议、论坛，不断扩大中国开放大学的国际影响力。
总体来看，“探索开放大学建设模式”试点取得了不少阶段性成果，推动了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的整体战略转型及向纵深拓展。这些阶段性成果也得到了国内外各方的肯定，2017年国际开放与远程教育协会（ICDE）将全球唯一的“杰出机构奖”授予中国国家开放大学。
三、
谁人评说
中国开放大学是中国大学体系中与其他大学不尽相同的另外一种类型的大学，它有自己的使命、追求和价值。40年来，它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为实现教育机会公平、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国民素质提高，为学习型社会、学习大国建设做出了贡献。40年来，它始终沿着邓小平同志指引的方向风雨兼程，砥砺前行，走出了一条适应中国国情、充满中国特色的开放大学之路。
赫赫功勋，历史评说。
它诞生之时，也就是中国广播电视大学举办开学典礼之日，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同志预言：“广播电视大学是为迎接‘四个现代化’开创的一项新事业，如果搞好了，培养学生的数量就可以大大超过现有的高等学校，不但参加学习的青年人数量将会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起来，而且将为成年人的继续学习创造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是前途无量的。”（《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教育大事记》编写组, 1999, p. 12）。
它10周岁时，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铁映同志撰文说：“广播电视大学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各地发展又很不平衡的具体情况下，必须大力发展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远距离教育，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符合我国国情的成功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教育大事记》编写组, 1999, p. 90）
它20周岁时，时任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同志撰文说：广播电视大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现代远距离教育系统”，“不仅为‘文革’期间被耽误的青年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缓解了高等教育在进入新时期后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也是从中国国情出发，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加速培养各类专门人才，开辟了一条新路子”，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把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成立的广播电视大学办得更好，将充满生机活力的广播电视大学教育带入21世纪”。（陈至立, 1998）
它33周岁时，2012年7月31日，在国家开放大学揭牌成立大会上，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说：“33年的历程和成就充分证明，国家创办和支持广播电视大学发展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广播电视大学的实践，探索了在区域差别大、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实施远程教育的可行做法，探索了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资源紧密结合的有效途径，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远程教育办学体系，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渠道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生力军，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刘延东, 2012)
今年，我们迎来它的40华诞。40年来，它累计培养了1,440多万名本专科毕业生，为数以亿计的社会成员提供了各种类非学历教育培训。目前它有注册在学本专科学生400多万名，约占全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其中，来自中西部基层、农村地区的学生多达211万名，占50%以上；30岁以上学生170万多名，约占40%；女性学生183.5万名，占45%。此外，有士官学生130,716名，残疾人学生4,818名，农民学生171,875名。
多么震撼心灵的数字！说它是“平民进步的阶梯，教育公平的砝码，学习者充实自我和增进动力的补给站”（葛道凯, 2008），多么恰如其分！
可以预期，中国开放大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将会进一步以人民为中心，扎根中国大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助力《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更加注重面向人人，更加注重终身学习的理念，以及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