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来自全国50所大中小学及各行各业的150余位杜威研究者齐聚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70年来首次召开以杜威为主题的专题学术会议，共同纪念杜威先生来华100周年。一天内30多人报告和讨论得出的共识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绕不开杜威，杜威思想仍是中国社会与教育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资源。会议由中华教育改进社、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丨北京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学而思支持，收到研究论文50余篇，是纪念杜威先生来华100周年系列活动的第三次高端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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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朝晖教授在致辞中明确纪念杜威是为了更好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孙邦华副院长在致辞中扼要讲述了杜威访华的过程以及杜威对北京师范大学发展曾经所发挥的作用，充分肯定了杜威对中国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贡献。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霍普·莱希特（Hope Leichter）教授和美国杜威学会会长拉德（A.G.Rud）教授分别以视频方式向大会发来贺信，分享了杜威研究对他们个人学术成长的重要意义，并衷心祝愿本次大会圆满成功。
《杜威全集》中文版的总主编、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哲学家刘放桐先生做了题为《对杜威来华访问的多种解读》主题报告。老先生动情地回顾了从年轻时起便与杜威研究结缘的历程，倏忽间半个世纪过去了，而自己的杜威情结却越来越深。刘放桐先生指出，杜威作为一位改变西方哲学发展方向的哲学家，在中国社会正在发生重要变革的时候访华，对于促进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与欧美社会发生变更的西方哲学和文化相沟通，对于促进中国社会也发生相应的重要变革，显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接着，他简要回顾了西方哲学的近代化历程，指出，“如果将所有这些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作比较，不难看出，最能体现现实生活和实践转向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无论从哪种角度说，杜威的哲学都是一种把现实生活和实践放在首位的实践哲学。”在他主编的《杜威全集》中文版序中，刘放桐先生把杜威哲学的基本倾向概括为三点：第一，杜威把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关注当作哲学的根本意义所在；第二，杜威哲学的改造适应和引领了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的潮流；第三，杜威的哲学的改造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存在某些相通之处。刘放桐先生强调：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的发展既存在着冲突，在体现当代科学技术方面又存在着互补，在适应当今社会发展趋势方面，新实用主义又会被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所包容。由此促进马克思主义的更大发展。在这种累进式的发展中，不仅树立着马克思的形象，又有杜威的身影。
著名杜威研究权威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单中惠教授做了《杜威在华教育讲演的缘起、思想精粹及特点》的主题报告。单中惠教授高度评价了本次会议在杜威研究史上的重要意义。他肯定地说，本次会议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杜威研究走向“新阶段”、达到“新高度”，为所有杜威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平台”。单中惠教授回顾了杜威在华教育讲演的缘起，概括了杜威在华教育讲演的思想精粹，即：“教育哲学对教育的指挥引导、学校生活就是一种社会生活、身体健康是各种事业的基本、教师应研究教育的心理要素、自动教育促使创造力的发展、教法应使教材适合儿童经验、一切教育都带有职业的性质、道德是教育的最高最后目的、教师的领袖责任和职业精神”。单中惠教授总结了杜威在华教育讲演的四个特点，即：“体现教育理念的新颖性、运用很多实际例子、采用通俗幽默的话语和联系中国的教育实际。”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以《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实践及其困难》为题发表演讲。刘云杉教授指出杜威对民主的定义，即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接着，她讨论美国的共和主义传统，指出“平等原则是美国共和主义真正的生命与灵魂”，然而，吊诡的是，如此追求平等的社会，却在实际上是“一个奇怪的自相矛盾的社会”，因为它也同时容忍甚至鼓励实际上的不平等。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敏锐地指出，美国人对教育在促进社会平等方面的普遍信赖使这个国家看起来与法国是那么不同。在19世纪40年代，贺拉斯·曼发起的公立学校运动后，教育被期许为年轻共和国的火车头，实现美国梦的工具。然而，教育真的有如此威力可以实现社会的平等吗？杜威确信教育是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针锋相对地指出，把教育看作是社会改造的工具，既不明智也很危险。在杜威和赫钦斯之后的一百年，美国社会仍然是文明与野蛮共存，平等与卓越共在。由此可见，教育如何促进社会平等、如何使人过上联合的、共同的生活？这仍然是一个问题，杜威和其他人都没有提供现成答案，因此，在教育促进民主、平等、联合的生活的实践上，我们“仍然任重道远”。
著名外国教育史学家、合肥师范学院朱镜人教授阐释了《杜威教育思想中隐含的“通识教育”理念及其启示》。他介绍了杜威教育思想中“通识教育” 理念产生的背景，即：大学通识教育有崇尚古典课程倾向、大学教育专业化倾向日益凸显；然后，朱教授揭示了杜威教育思想中隐含的通识教育理念，这一理念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即：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公民、反对狭隘地理解职业概念、大学教育过分职业化有不良后果、主张专业学习与非专业学习结合、强调人应当过一种劳动和闲暇相结合的生活、“通识教育”应当立足于现实社会的需要。最后，朱镜人教授总结了杜威通识教育理念对当代中国的四点启示，第一，大学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公民，第二，大学实施通识教育是现代社会的要求，第三，大学通识教育会促进专业教育，第四，经典著作的学习应当联系社会现实。
丹麦安徒生国际幼儿师范学院创始院长董瑞祥先生以《建设和谐社会，中国需要格隆维与杜威》为题发表演讲指出，格隆维（N.F.S.Grundtvig）是丹麦近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教育改革家，诗人和教士，被视为“丹麦的孔子”。格隆维创办了丹麦民众学院，民众学院是一种非学历的学习方式，时间从几周到半年不等，民众学院的关键词是“启迪与点亮”，他激活农民的自尊，让他们学会了对人的尊重，继而有了面对问题采用平等的态度与协商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道路，这为丹麦社会奠定民主的基础，为丹麦走向现代文明国家打好了基础。后来，格隆维的学生也在美国创办了民众学院，美国教育家杜威和社会活动家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曾经先后在那里学习。杜威的做中学、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教育观点与格隆维的教育观点别无二致。董先生向与会者，推广他本人格隆维教育理念的具体做法，相信对于助力和谐与繁荣的中国社会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天津大学大学文化与校史研究所陈印政副研究员在《重新审视杜威教育思想的时代价值》的演讲中说，杜威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价值论、认识论曾经对中国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认为，这些主张至今仍不过时。杜威教育思想对我们今日之教育改革的启示是，我们仍要坚持“以儿童为中心”，教育要建立在儿童的经验和认知基础之上；学生要在“做”的过程中，感悟教学内容与社会实践的联系，“研究性学习”、“研学旅行”等形式，是这种教育的良好形式；学生应该在实践中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从而适应社会对教育发展的需要。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陶业曦同学以《芝加哥时期杜威兴趣观与他的“实用主义”》为大会带来90后青年人的研究视角。她以芝加哥时期杜威的兴趣观作为线索，试图探究这一时期杜威的教育观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陶业曦认为，在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上，杜威首次做到了兴趣与经验的紧密结合。教育观使他后来对“经验”概念有了更为独到的理解。杜威通过行动进行教育实验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教育学的方式教哲学，把哲学变成一门实验科学。杜威的女儿简·杜威（Jane M.Dewey）提到：“杜威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写成的《我们怎样思维》和《民主主义与教育》是他的芝加哥实验的直接成果。他的工作以及与其他人的交往，促使他的教育思想和哲学思想在这两本著作中融合了起来。”陶业曦同学认为，在芝加哥时期，实用主义哲学对杜威教育观的影响微乎其微。但这并不是要否认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而是想借此强调：在看到杜威教育观受实用主义哲学影响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了杜威教育观对他形成和发展了实用主义的重要贡献。至于芝加哥时期教育观对杜威发展实用主义哲学的贡献具体有哪些方面？它如何成为杜威建构实用主义大厦的重要工具？这些都是需要长期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南京师范大学冯建军教授发表题为《杜威中国之行与南高师教育学科发展》的演讲，回顾了杜威在南高师的讲演及其传播过程，强调在推动杜威来华一事上，南高师是最为热心的。1919年5月，杜威曾在南京考察和讲学两周。1920年4月7日至5月16日，南高师专设讲席，请杜威系统讲授《教育哲学》《哲学史》和《试验论理学》。这构成了杜威在华的三大讲演。冯教授指出，杜威对南高师的影响不只是体现在上述讲学活动上，还体现在对南高师的教员的培养方面。依据南高师教员的档案，当时南高师的十余位教员均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曾直接或间接受教于杜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郭秉文、陶行知、陈鹤琴和郑晓沧。冯教授认为，杜威对南高师教育学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对以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和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为代表的南高师的“中国化新教育”思想的影响，其次是催生了教育哲学学科在中国的出现，再次是推动了南高师教学管理改革和南高师附小的设立，最后是影响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创办和南京鼓楼幼稚园的实验。冯建军教授指出在相关史实方面已有研究中尚存在很多分歧和模糊之处，提醒大家要仔细推敲，加强考证，一定把杜威在中国的讲学和活动的历史事实搞清楚。
著名教育社会学者、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傅松涛教授作了题为《杜威教育观百年误读：实用主义，还是行动主义》的演讲。傅松涛教授认为，百年前杜威来华游历讲学是中西文化在中国文化本土主场上的第一次真正的理念碰撞、交流和牵手。强势的原生态中国丽文实利主义文化理念对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文化理念进行了本土化的整体误读，形成了中国文化色彩浓重的所谓实用主义及其教育观理念。傅教授指出，实用主义理念的误读和标识在保留和强化中国文化理念经世致用的优秀品性的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的急功近利基因找到了精确复制和顽强延续的现代样态和载体。中国文化理念乃至整个社会在误读了的实用主义的濡染、诱导和镜鉴下，走过了是非得失曲折迂回、起伏跌宕和升坠激越的百年现代化进程。傅松涛教授强调在中国社会革命和改革开放艰难跋涉两大周期演化登临新的全球生态化历史节点、时代前沿和世界高位平台的今天，冷静地正视、回归和超越误读为实用主义的中西原生态行动主义文化形态的真实基因精髓和共生样态内涵，无疑是跳出和避免历史性周期循环，开启一个螺旋跃升新形态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
知名社会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郭伟和教授的演讲题目是《实证主义，还是实用主义？——杜威哲学教育思想对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影响》。郭伟和教授指出杜威哲学教育思想不但对中国哲学和教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国际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专业能力产生了重要影响。杜威的哲学改造计划不但是对古典哲学的改造，也影响到当代实证主义认识论和社会实践以及专业实践的复杂关系的争论。郭教授认为，杜威提出的“从做中学”的思想不但是普通国民教育的核心模式，更是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的核心模式。“杜威关于通过‘从做中学’的反省试验方法促进个人成长的教育策略，和社会工作帮助个人（以及家庭或者组织）解决问题的助人过程何其相似。社会工作作为一个助人专业，虽然是起源于慈善事业，但是与一般慈善救济的区别，就是通过助人过程达到当事人的成长改变，增强其解决问题的能力。”郭教授坚持认为，社会工作专业作为一个面向社会现实问题的开放的实践活动，只能用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作为一线专业实践能力核心模式，整合实证主义科学研究结论发展专业能力，而不是过度依赖实证主义实验研究结论机械套用到复杂现实情境中。
知名杜威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郭法奇教授阐述了《杜威教育研究方法的是与非》。郭法奇教授首先讨论了学术界对杜威的教育研究方法的已有认识。在胡适看来，杜威的方法是哲学的方法，是一种“实验主义”的方法，包括两个方面，即：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威廉·麦肯齐教授认为，杜威的研究方法是哲学与科学的结合，即现代科学的方法，强调观点与事实和经验的逻辑统一。石中英教授则指出，杜威的教育研究方法主要是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郭教授认为，以上观点均不甚准确。实际上，杜威的教育研究方法与获取新知识有关，因此，杜威的教育研究方法具有三个基本特点，即：具有科学“实验研究”的特点、具有哲学研究的特点、重视根本性问题的研究。最后，郭法奇教授通过在方法模式、思想基础、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对教育研究的影响等方面，将杜威与同时代另一位教育学家桑代克进行比较，进一步说明杜威教育研究法方法的特质。
山东大学赵秀福教授此次演讲《杜威论身心关系》，对杜威在不同的时期就身心关系问题发表的看法进行细致梳理，进一步阐述了杜威哲学的特色。他指出，杜威虽然强调身心的统一，但有时候也遵从语言表达的习惯，分开来谈身心问题。但是，“他与传统哲学家的区别在于，他没有把语言指称的对象当成实体，而是把它们看作是人与环境互动过程中的活动，是人的自然而然的经验的一部分。”然后，赵教授以杜威与F.M.亚历山大的交往为例，指出，通过学习“亚历山大技巧”，杜威更加相信亲身经验对于认识的重要性。杜威认为，对于任何所谓观念或主张的判断，都要以其在经验中产生的效果为依据。最后，赵秀福教授指出，杜威的哲学以一种真正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关注人的身心协调，关注人的经验过程，因此它是认真务实的哲学，从这一角度看，杜威的哲学思想与中国道家和儒家的思想有很多汇通之处，可以继续成为中美深层人文交流的桥梁。
南京晓庄学院王文岭副教授报告了《以实用主义为工具，“创造中国式教育”》，指出杜威的Pragmatism术语，一般都以“实用主义”相引用，实际上它在“五四”时期有多种汉译名，表达的意义虽然相近，但又不完全相同，也因此丰富了它的内涵。杜威的实用主义学说对“创造中国式教育”有着深刻影响。在王老师看来，所谓“中国式教育”是指尚未成形，需要探索、创造的一种合乎中国近代国情的教育。1921年12月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集合了国内重要的教育机关、教育团体和教育界精英人物，留学生特别是欧美留学生（这些人多数受到杜威的影响）在其中居于领袖地位，发挥着引导作用，他们是“创造中国式教育”的提倡者，也是“创造中国式教育”的主要实践者。最后，王文岭副教授指出，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提供了思想革新和教育实践的新工具，熟悉中西文化的留学生群体，充分运用这一新工具，打破传统教育的桎梏，跳出西方教育的窠臼，解决传统工具不能解决的新问题，为“创造合乎国情的中国式教育”，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河南师范大学涂诗万副教授以《杜威探究式教育思想的文化意义》为题发表演讲。涂老师指出时下流行的观点认为探究式教育意味着“五步探究法”、“做中学”或在课堂中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这与杜威的真实思想有很大的差距。”杜威不是教学法专家，而是社会哲学家或文化哲学家。涂老师认为，杜威探究式教育思想的意义，主要不在于课堂教学的技术指导层面，而在于文化批评和建设层面。自主、探究、合作，主要针对的是课堂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乃至国家文化的种种弊端，它是一种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哲学，而不是课堂教学操作层面的指南。因此，没有在探究的基础上（包容性地和排斥性地）建立逻辑学，会导致严重的文化后果，会纵容了愚民主义，产生的文化上的浪费、混乱和扭曲。但是，涂老师也认为，杜威所持的温和的无神论、纯自然主义的人文主义，是需要反思的。“这种基于开放探究的人文主义的发展，会使人走向封闭，反过来会侵蚀人文主义本身”。在涂老师看来，“人文主义是美好的，我们渴望一个更人道的价值体系，但人文主义应谨守边界。”
在会上发表学术观点的还有：传记作家柯小卫先生回顾了杜威教育思想与幼儿教育中国化改造的关系，指出杜威的中国之行对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北京两岸幼儿园谢静园长说，杜威的做中学思想对于发展幼儿音乐能力极有帮助，两岸幼儿园在实践中发展出了“在玩中学”的儿童音乐教育理论。李光对则对杜威的理论和滋根基金会的乡村教育实验的关系做了深刻的阐发。东北师范大学的张聪老师讨论了杜威对毛泽东主席早期的教育思想的影响，引起了与会者的浓厚兴趣。淮北师范大学陈志利指出，杜威以类比的方式描述教师角色，表达了他通过教育达成社会民主的希冀，围绕其教师观的精髓---“教师是学生思维发展的领导者”，对支撑性的角色做了不同表述，丰富了教师角色的多样性。山西大学祁东方副教授认为，杜威来华访问讲学，为中西教育哲学之间的对话交流、融合借鉴搭建了良好平台。百年的传播与学习、批判与反思，需要我们重新走进杜威的教育哲学，在理论与实践的互融互通中深刻理解杜威关于儿童、学校和社会的分析，在古今中外的四维时空中思考杜威与我国传统教育思想的联结、对我国教育实践发展的启示，为教育哲学的发展寻求更为广阔和深远的可能性空间。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刘长海副教授强调，“从做中学”在教育改革中的贯通意义，启示我国要在学校教育中提供足够的亲身经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彰显教师教育的实践导向，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突破学术研究的书斋壁垒，改变教育学者的工作方式。厦门大学的许露博士认真梳理了相关史料，对杜威中国之行的行程进行了细致考证。湘江学院的陈雪老师以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开心农场”为例，探讨了杜威教育哲学对高职院校教育改革的意义。杨雅惠、谢红光、 张光明、、赵同友、侯君波和张熙。从各自视角对杜威教育理论与中国教育改革实践的关系进行了充分讨论，真诚分享在他们在杜威研究中的收获和疑问
“纪念杜威先生来华10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的总发起人和组织者，储朝晖教授以《杜威思想是中国教育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资源》为题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他饱含深情地指出，杜威对中国教育现代化所发挥的作用已成为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最为重要的作用是较早释明教育现代化的大方向与主要内涵。“中国教育继续现代化进程不能忽视、绕过杜威教育思想理论。”储教授强调，教育脱离生活导致教育难以真正有效发挥育人功能，使得人的身心难以健全发展，也难以建立起众人公认的理想社会，但是，回归生活不只是当时也是当前中国教育未解的难题。储教授相信，“杜威思想能够有效解决中国教育现代化难题。”“杜威在解决这类问题方面至今仍走在了所有人的前面，有最为丰富的思想和理论，准备了最为充分的基础和思想方法、技巧的工具。”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指出，教育现代化实质是人的现代化，又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能力及社会能力的现代化。杜威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根本作用体现在减少传统与保守的阻力，从而有利于激活人的思想，使人成为一个现代人。
北京开放大学校长褚宏启教授、北京大学邹新明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吴明海教授参会。北京理工大学王颖副教授、中华教育改进社牛志奎秘书长、首都师范大学丁永为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涛副编审、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林卫民校长、淮北师范大学陈志利老师分别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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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储朝晖教授倡议大家以本次会议作为起点，行动起来，继续把杜威思想作为促进中国教育和社会现代化的重要资源，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坚持不懈地努力钻研杜威的著作，讨论和传播杜威的教育思想，不断把杜威教育思想作为提高自身专业能力、改进教育教学的有效工具。我们这样做，目的不是为了使杜威复活，而是使杜威的思想为我所用，为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和创造更好的社会做出贡献。（撰稿人：丁永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