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常务委员会委员
3月11日
晴，星期一
早晨5点20分起床工作。发新浪微博的“新教育晨诵”“童书过眼录”和头条号《朱永新教育观察》的“每天送你一首诗”“新父母晨诵”等内容。看到昨天新浪微博的阅读数达到了159万人次。特别是陈香撰写的关于我的报道《参政议政十六年》，阅读人次超过了82万；央视《财经》关于盲道提案的微视频则超过了66万。
写完手记，拉开窗帘，只见天空又出现了“两会蓝”。下午去大会堂时用手机拍了一张“两会蓝”的照片，发到新浪微博，点击量突破了70万。
上午9点参加民进组讨论。按照惯例，今天是围绕本界别关心的议题开展界别协商。民进是“教育党”，所以我们选择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今天的话题，也为今年的议政性常委会做一点准备。
一进会场，就看见桌子上有一本人民政协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特刊《当世界向你微笑》。收录了《人民政协报》用52个版面近18万字全面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大事，开篇就是贺春兰的文章《从高考恢复到教育强国——40年教育时光故事里的政协力量》。文字中也讲述了我的高考故事，所以特别亲切。
讨论由民进中央副主席姚爱兴主持。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刘佳义、财政部副部长余蔚平、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财政部科教司司长黄家玉、中央统战部一局副局长付强、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副司长蔡长华、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杨志刚等参加协商座谈会。
上午的发言依然争先恐后，事先预约发言的就达到13位。来自上海的胡卫委员第一个发言。他在发言中提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不容易，因为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一部分人满意的事情，可能另外一部分人不一定会满意。所以，需要认真研究究竟是为了什么，教育政策中一些措施适应学生父母的需求，但对学生群体的诉求往往反映不上来，要认识到教育的本质是为学生发展服务。要改革教育部门的繁文缛节，改变会议多、文件多、牌子多、填表多以及多头管理的现状，推进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给学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长期从事民办教育研究的他，对民办教育的发展也提出了相关建议，希望对存量的17万家民办学校的过渡政策加以落实，对分类后的非盈利民办学校的财政补助经费一定要到位，税收要优惠，同时进一步规范民办教育的管理。
杭州市副市长谢双成委员在发言中建议，解决教育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倾听不同地方不同群体的诉求，把推动教育事业作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先手棋”。他主张要坚持教育的个体发展功能和社会发展功能的统一，因为教育不仅是民生问题，也和经济文化息息相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根本是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他还建议要坚持给学生、学校、老师减负，深化教育领域的“放管服”，明确办学办教的权责边界，清理学校的各项考核检查，实行目录清单制。
民进江西省委会主委汤建人委员近年来在推动校园足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很有感触地说，发展振兴足球事业，关键是把路子走对。青少年普遍热爱足球运动，但规则意识不够。如果想在足球比赛中取胜，必须尊重规则，运用规则。江西开展了青少年校园足球星级裁判的培训工作，培养了600位星级裁判，由600位星级裁判负责100个县的学生、裁判员的培训工作。两年来培养了4400名合格的青少年校园足球裁判，在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建议通过校园足球运动着力培养广大青少年的规则意识，提升国民的综合素质，成就中国辉煌的未来。
曾经担任过中学英语教师的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孙惠玲委员长期关注教师问题，为教师代言成为她发言的主要内容。她就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开出了五帖“药方”：一是要保护好教师的形象，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二是保护教师的尊严，让老师保有一份职业尊严。认为一些伤害教师、侮辱教师事件的处理，没有体现对教师的尊重。三是保护教师的忠诚度。四是保护好教师的利益。总体上教师收入较低，有些地区甚至存在欠薪现象，职业成就感得不到满足。五是培养教师“以情育情、以爱育爱”的情怀，这比专业技能的提高更为重要。
民进湖南省委会主委潘碧灵委员关注乡村教育与乡村教师。他的五条建议都是围绕这方面提出的：一是对农村教育要全面加强、“全面改薄”，教育均衡发展要向贫困地区倾斜。二是对小规模学校进行整体规划，与村庄规划衔接，建设教育、文化、体育综合体。三是要加大贫困地区的师资培养，实现教育均等化，把师生比调整为班师比，确定教师编制，师范学院实现一市一校。四是大力发展农村本土职业教育，加大对传统专业改造，适应现代农业农村，建设乡村实验实习基地。五是对小规模学校和中西部人口大省化解大班额，中央财政给予重点支持。
曾经在哈尔滨市分管教育的民进黑龙江省委会主委张显友委员在对职业教育和民办高校的发展提出意见的同时，重点对发展冰雪运动问题提出了建议。他在发言中说，为了落实3亿人冰雪活动，希望国家给予经费保障，在寒冷地区一个县市区建一个室内冰上活动中心，为筹备2022年北京冬奥会营造氛围，保障教育部确定的2000所冰雪基点校活动的开展。
焦斌龙、朱晓进、鲁修禄、雷鸣强、李和平、左定超、尚勋武、陈贵云、张妹芝等委员分别就解决中小学课后服务收费、稳妥推进中高考评价制度改革、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畸形发展、解决教师“缺编”、加快构建家庭教育指导体系、完善教育方针内容、对大别山连片贫困地区给予“三区三州”相同政策支持、帮助贵州化解教育债务风险、中央财政设立西部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专项基金、完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在规模较大学校建设教师公寓等问题提出意见与建议。
我事先也预约了一个发言。关于教育，这是我长年累月思考的问题，还是有很多话要说。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觉得有两个重要标准：第一个重要标准是“有学上”，第二个重要标准是“上好学”。
其实，有学上的问题，现在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第一个群体是残障儿童。我们国家有8500万残疾人。这个是根据占总人口6．21％的比例计算的。如果按照全世界的平均值10％来算的话，我们的残疾人口其实还要更多。按照全世界的平均值来推算，我们学龄前的儿童至少应该在400万左右。但我们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登记的持证残疾儿童入学人数只有59万多，入学率为90％，事实上要远远低于这个数字。我们国家残疾人的持证比例相对较低，北京这样的城市也有50％左右的人是没有残疾证的。没证就不统计进来，这是有问题的。根据2007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普查的结果，当时0到6岁的残疾人就已经是139．5万人，6到14岁是246万人。建议发改委、残联、教育部等相关部门联合起来，抓紧对全国残疾儿童的人数做一个统计。
第二个群体是进城儿童。进城儿童中，可以简单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一种包括所谓“白领”的孩子。现在非京籍的学生入学手续非常麻烦，要进北京的学校，需要提供几个证明：就业证明、居住证明、户口本，同时还需要一个证明你在户籍地没有人帮你看孩子、缺少监护条件的证明等等。
第三个群体就是学前儿童。我们现在理解的学前教育，还是传统的学前儿童概念，主要是指3到7岁的儿童。今后应该改成0到7岁。为什么？因为0到3岁是一个人的大脑发育最快的一段时间。现在脑科学已经证明，大脑的突触形成发展最快最迅速的时期是0到3岁。此时人的语言能力形成，人对世界的认知，都是发展最快的。所以，学前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看护的问题，而是很有教育价值的。在国际上，亲子阅读、亲子沟通、亲子关系的建立，是从零岁就开始了。现代教育研究已经证明了过去许多说法都有科学依据。比如过去讲“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个阶段的教育问题，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会成为重要隐患，贻害无穷。这个阶段如果中国能够领先，从教育上早做准备，把学前教育从0岁开始，中国的教育与人力资本开发完全可以走在世界前列。而且，可以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
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学前教育，入学率增长比较快，但我们相关的准备是非常不够的。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的目标是2020年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学率70％，到2018年我们已经发展到81．7％。但是，我们各方面准备好了吗？目前学前教育阶段的教师大约缺400万人。学前教育的教师绝大部分是在中职培训的，相对而言这些学校没有比较好的学前教育背景、资源和基础，我们主要的师范院校并没有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去年民进中央专门写了个提案，希望发挥“国家队”在培养学前教育教师中的作用。
我说“有学上”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主要是以上三个人群入学还有很大的难度，这也是群众满意不满意的最根本的一个前提。
第二个重要标准是“上好学”。这方面也有几个问题应该引起关注。
一是缩小学校差距。这些年国家在推进义务教育阶段的均衡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经常注意到，做锦上添花的事情还是比较多。政府总是希望有窗口学校，所以在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配置上，总是有意无意地往那些已经很好的学校倾斜。现在新增的教育经费里，很多是项目经费，这些好学校的项目总是特别多。为什么？因为它本身资源多，申请的时候项目又包装得好看、人力物力配备又比较足，所以好学校拿项目总是拿得多，所以经费也愈发多。建议政府在配置公共教育资源的时候，尤其要注意向薄弱学校倾斜。
如何解决薄弱学校发展的问题，现在往往只有一条路——通过教育集团化，优质学校兼并或者联合办学。这当然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但是，政府能不能把薄弱学校交给那些既有教育理想和情怀，又有教育能力和办学意愿，但是没有钱的人去办？这次两会我提出了一个发展中国特色的“特许学校”的概念。在国外，这已经是很成熟的做法了。美国、英国等国家早已经开始这么做。我们不能把民办教育完全变成是有钱人来办的学校。民办教育完全可以交给那些有理想、有本事、有能力的人去做，成为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学校。所以，集团化办学并不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唯一道路。我们还有更多更好的道路可以选择。制约教育发展的，往往是最短的那块板，把最短的这块板拉长，对教育的发展是有好处的，这就是缩小校际差距。
二是减轻父母焦虑。我们知道，父母的焦虑有很多原因。一方面有社会的原因，用人高学历，收入差距大都是重要的原因，但也有父母自身的原因。所以，我一直期待加大全社会的教育知识普及，提高全社会的教育素养，让大家知道究竟什么是好教育，孩子成长的规律究竟是什么等等。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公众对教育的理解，还是有很多欠缺的。普遍的焦虑，“剧场效应”很突出。大数据的研究显示，择校也好、加班加点的补习也好，只对少数学生有用，对大部分学生其实效果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所有人都还是要去补习。一些基本的教育理念，比如说，父母是最好的老师，阅读是最好的学习，幸福是最好的人生……像这样最简单的教育常识，并没有成为社会的共识。一旦很多正确的教育理念普及了，一旦很多常识成为社会共识的时候，从父母个体到社会群体，就不会那么焦虑了。
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以后，发改委、教育部和财政部的领导都做了回应，感谢委员们的真知灼见和具体建议。最后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刘新成讲话。他提出，人民政协的定位是协商的平台，分成很多层次，界别协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层次，它的优势是话题集中，面对面的交流，把不同渠道的信息汇集起来。今天的协商会，委员们的发言涉及到方方面面，汇聚了各方智慧，有关部门领导也做了回应，形成了共识。委员们还可以在会后提交书面材料，使协商会的成果更好地发挥效力，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落到实处。
中午11：45分左右会议结束。新华社记者和海峡之声的记者让我接受采访，新华社的记者让我谈对界别协商会议的感受以及自己是如何准备今天的协商会议的。海峡之声则对我主编的《台湾教育系列丛书》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对两岸的教育交流以及台湾教材的“去中国化”等问题谈了看法。
中午稍事休息。阅读昨天张震宇主委赠送的《中原开明智库》。这本书汇集了120多个参政议政的成果，作者紧扣河南改革发展中的重点难点和民生热点问题，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体现民进界别特色的教育、文化、出版方面的问题展开研究，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民进中央蔡达峰主席亲自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
下午1：45分乘车去人民大会堂。下午2：20分左右到达。离开会还有40分钟时间，拿出包中的《新文化素养词典》开始阅读。对赫希在第三版序言中的一段话特别有共鸣。他说：“共同体是建立在共同的知识与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的，当我们阅读同一本书或是同一份报刊时，我们所共有的知识就成为了必需，同时它也构成了将我们彼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他认为，对于受过教育、有文化素养的美国人来说，总有一些是他们共同具备的基本知识，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常识”。这本词典，就是汇集了美国人必须具备的文化常识。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也应该有一本属于我们自己的《新文化素养词典》呢？
下午3时，政协全体会议的第三场大会发言准时开始。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长尤权和有关部委的领导参加会议，听取委员们的发言。
今天发言的主题是政治建设与政协工作。第一位发言的是山西省政协主席李佳委员。他在发言高度评价了十三届全国政协的精彩开局——同上“第一堂大课”，强化“第一位责任”，抓好“第一等大事”，适应“互联网＋”、搭建委员移动履职平台，让委员思想永远在线、智慧时刻连线、联系永不断线等，并且对如何坚定维护核心、始终不忘初心、共筑政治同心提出了具体建议。作为从党政岗位转到政协工作的政协领导，他经历了从“身处中心”到“服务中心”的转变，从“决策执行”到“议政建言”的转变，从“雷厉风行”到“和风细雨”的转变，但他表示无论工作岗位如何变化，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奋斗精神都不能变。
接着，印红委员代表九三学社就发挥政协优势、落实“精准商量”问题，张泽熙委员代表台盟中央就深化新时代两岸民间交流、助力祖国和平统一，李卓彬委员代表侨联界就发挥侨务资源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梁华委员就践行“四个更加积极主动”、全力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润秋委员就以法治利器严惩环境违法，陈义兴委员代表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就深入推进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孔令智委员就履职一年的感受，徐晓鸿委员就坚持我国基督教中国化方向、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杨杰委员就“教民更是国民”，李慧琼委员就维护“一国两制”，何庆委员就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等问题先后发言。
最后三位发言特别引人关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任红委员以《为救命救急药纳入医保点赞》为题发言。他介绍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恶性肿瘤、心脑血管和重大传染性疾病成为威胁人民健康的3类主要疾病，发病率、死亡率较高，其中0—74岁肿瘤累积发病率为21．58％，乙肝表面抗原阳性人数达8600万，丙肝1000万，每年因肝炎导致肝癌死亡人口30余万。这些疾病不仅严重影响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也容易导致贫困地区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给精准扶贫工作带来一大难题。而且，这些疾病的治疗药物以进口药物为主、普遍价格昂贵。
为此，国家在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方面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仅17种国家谈判抗癌药品就平均降价56．7％。目前，癌症防治用药保障力度进一步加大，临床急需的12种抗肿瘤新药纳入2018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抗肿瘤药物的种类达到38种，其中有10种都是2017年以来上市的特效药，甚至是刚刚获批的创新药。曾经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无法解决的1000美元一颗丙肝药、几千美元一支抗癌靶向药广泛应用的难题，在中国得到了有效解决。说到这里，委员们自发地报以热烈掌声，这个掌声是对国家“把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药纳入医保”的政策的点赞，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思想和情怀的点赞！
听了任红委员的发言，我不仅为他热烈鼓掌，也马上想到了自己今年关于加强高校图书馆建设的提案。目前，我国高校电子资源同质化且外文资源经费负担沉重。现行教育与学术评价模式对外文文献高度依赖，这造成所有高校都不得不花费大量经费用于配置相同的电子资源，尤其是昂贵的外文资源。由此带来严重弊端：一是造成高校图书馆的同质化；二是造成各高校特色文献资源、科学数据的浪费与流失；三是造成国家大量资金的浪费。而且外文数据商凭借其垄断优势，在数据库的价格、使用权限等方面日趋强势。如果我们也能够像对于天价抗癌药一样，采取国家谈判的对策，或许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最后第二位发言的是贵州省盘州市淤泥乡岩博村党委书记余留芬委员。她用两首诗介绍了自己村子的前后变化。十几年前——“家家住的茅草房，出门就是猪粪塘。一年种粮半年饱，有女不嫁岩博郎”。现在——“农家楼蓝瓦白墙，小轿车穿梭繁忙。清风里阵阵酒香，党旗下齐奔小康”。村民人均年收入2．26万元，村集体资产9200万元。实现了“人人有事做、户户都小康”的目标。
但是脱贫了的乡亲们还有新的梦想：一是盼望有更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在水通、电通、路通之后实现4G、5G全覆盖，做到身在偏远乡村，但离世界很近；二是盼望有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发展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做到呼吸着乡下的新鲜空气，享受到城里的优质服务；三是希望为“进城的人、返乡的人、下乡的人”营造自由流动的政策环境，做到让更多人力、智力投身乡村大舞台施展才华、放飞梦想。
脱贫的乡亲们的这个梦想，其实也是每个中国人共同的梦想。幸福的生活需要梦想，需要行动。为了梦想而积极行动，本身就是中国梦的一种诠释。
与昨天最后发言的吴院士一样，今天压轴的也是一个特别的发言。她是台籍港区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凌友诗，她的发言真的是非常有诗意。她出生在台湾，父亲曾经担任国民党海军副舰长，从小在眷村长大，十七岁移居到香港。她的发言有三个关键词。一是“法统”，即中国一脉相承的法统。她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是中国政权的正统。这个地位，在两岸统一的进程中最为重要。未来两岸和平协商，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要守住“一个国家、一部宪法、一个中央政府、一支军队”这个大原则；一旦“台独”发生，要担起吊民伐罪的责任。在她看来，台湾同胞对统一裹足不前的心理障碍，不是缺乏与大陆血缘和文化的联系，而是欠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关联。二是“道统”，即中华民族的道统。中华民族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不绝，就是中华文化、礼乐文明。如今中国共产党的新道统接续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化，法统与道统皆在一身。“未来的中国必将是典章制度粲然大备、礼乐华章风行四海”。三是“苦难”。她说自己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起伏跌宕，存着无限的悲悯与理解，觉得无论个人有什么见解与得失，没有比国家的生存自主和团结统一再重要的了。她也分外感激中国共产党和在大陆的同胞，筚路蓝缕，让国家从满目疮痍中“站起来”到“富起来”，从“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她也非常愿意鞠躬尽瘁，热切期待祖国繁荣昌盛与两岸统一之日的到来。
每次大会发言的时间都卡得非常准，下午4：45分会议结束。
下午5点左右赶往民进中央办公室处理事务。收到了苏州著名装帧设计师周晨寄来的三本书，其中《江苏老行当百业写真》刚刚在德国莱比锡获得了“世界最美的书”大奖，《童戏》则是由我的好朋友周矩敏绘图、范小青撰文。周晨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在书籍装帧方面成就非凡，前两年设计的《冷冰川墨刻》刚刚得过世界最美图书大奖，中国最美的图书奖也多次被他拿下。我们研制的《新教育晨诵》他也担任了封面设计。
下午6点去位于不远的凤凰卫视的北京中心。6：45分进入凤凰卫视的直播室。7点整，时事直通车的两会节目开始，7：10分左右，与吴小莉对话教育问题，从两会的教育提案到城乡教育一体化，从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到互联网＋教育，从推进全民阅读到托育事业与学前教育发展，十几分钟的时间一会儿就过去了。
晚上8点半左右到达驻地。抓紧整理今天的手记。本来想一鼓作气完成，没有想到工作量比预想的大很多。只能留点扫尾工作到明天早晨了。
晚上11点半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