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点半难题”由来已久，今年九月中小学陆续开学后，家长们对托管班的呼声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各中小学初步开出合理的“校园方案”。
就北京而言，多数中小学的“课后托管班”仍处于摸索阶段，有的学校已经开始摸底统计，有的学校还在等待配套措施。
那么，相关政策出台后，“三点半难题”是否真能得到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压力不断升级的学校和教师又会遇到哪些问题和挑战？中国网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局面：弹性离校，尚未破冰
“三点半难题”已困惑学校和家长多年。据报道，小学生下午三点半放学的规定，至少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1990年6月4日，当时的国家教委发布《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其中第五条明确规定：学校应当合理安排学生的学习时间。小学生在校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这一规定逐渐成为不可逾越的政策红线。
这一政策的直接效果就是，孩子放学时间与家长下班时间产生冲突。不是孩子没人接，就是即便接回去也不知怎么安排剩余时间。原本旨在“减负”的政策措施，兜兜转转，因为家长接送不便而产生了“学校减了负、家长增了负、孩子没减负”的溢出效应。
三点半难题逐渐演变成社会问题。甚至有些全国政协委员担心“会打击适龄夫妻生二孩的积极性”。今年3月，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中小学校主动承担起学生课后服务责任，积极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课后服务工作模式。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别联组讨论时也表示，为此将考虑实行弹性放学时间。
今年开学后各中小学已陆续开展工作。就中国网记者调查，现在普遍实行的制度有两种，一种是开设课后兴趣班，以社团的形式开展，但是学生和老师需要有一定的专业要求。另外一种是校内托管。学生以自愿的形式报名参加，学校进行统一编班，并由老师轮流看管。
“我们的老师星期一、三、四负责看管学生，从三点五十放学，到五点半。星期二星期五我们外请了一些老师教课，主要涉及科技体育类，魔术，剪纸等。让同年级或相近年纪的孩子们组成一个班，30人左右，交流学习。”北京市海淀区一小学李老师说道。
另外他说：“社团活动与课后服务并没有冲突，社团活动由校内有特长的老师授课，属于专业特长培养。之前有社团的可以去社团，我们外请的老师也正常授课。目前我班里有36个人，参加社团的有22个人，文艺，体育，科技。这已经占了一大部分人，如果参加课后社团活动人多的班级，课后服务的需求量也就少一点。”李老师说。
除此之外，像引进第三方机构、调动家长义工及退休教师参与、结合社区服务等一些解决方式还没有真正的推广开来。一些中小学还延续之前的“课后一小时”或者“社团活动”的模式。
然而让记者惊讶的是，在吉林、黑龙江等教育发展相对欠发达地区，一些学校尚未作出任何应对方案，对于三点半难题，甚至有些老师表示“从未听说”。
因此，总体来看，三点半工程距离实际真正的落实，还有很大差距。地方政府和学校，在落实中还存在诸多难点，缓慢推进，尚未破冰。
争议：家长满意了，老师累坏了
值得注意的是，一项措施的出台，总是伴随着“几家欢喜几家愁”，关于课后服务的新规定， 家长普遍拍手称好，一方面不用担心这个“空挡”孩子的去处问题，另一方面，学校老师相比爷爷奶奶看管更“靠谱”。
然而，作为这项服务的承担着和实行者，教师群体更多的是一种“有苦说不出”。尤其是中小学老师，无疑加大了工作量。而且，“只要孩子在学校就一刻不能放松”。
记者采访了几位一线的老师和校长，他们对此深有体会。
“小学就是这个特点，只要有学生在，安全这根弦就是绷着的。一线老师确实辛苦，除了照顾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还要进行教学研究。而每天下班的这段时间极为宝贵，真要成为一名优秀老师，需要安静的时间为第二天作准备。5点多老师学生都离校了，作为校长，这个时候最安静，可以沉下来思考问题，老师也是如此。”北京市海淀区一位校长说道。
该校一位老师告诉记者，“老师们平时工作承担着上课和教学的压力，开展弹性离校，意味着老师工作时间的延长，相当于从早到晚都在学校，我们吃不消。孩子都抱怨说是种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老师们也有抱怨，但是绝对不能在学生和家长面前抒发，有怨气自己慢慢排解，好在每个人的看管时间都不长。如果是女老师，困难就更大，更何况有的家离得比较远，五点半结束后正是下班高峰，交通问题也不好解决。老师们也只能自己多承担点。”一位老师坦诚地说道。
听到这一政策要尽快落实的时候，那些还未具体开展工作的学校老师表示：“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支持国家的各项规定。只是现实压力很多，参加课后服务也不是老师不愿意做，只是需要在其他方面给老师减负，才有精力做得过来。”
校长们也体谅老师们的辛苦和难处，但是政策还是要落实，有校长表示：
“像我们学校老师全员参与排班，实际上平均下来，一个月能轮到一天。即使没有这个托管班，有的时候加班也是也是常态。这方面需要老师多克服。”
困境：安全如何保障？钱从哪来？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采访了多位一线教育工作者后，记者发现学校在实际的管理以及老师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困境和挑战。
一是财政补贴不到位、老师积极性不高。
在这项工程中，教师是十分重要的一环。若是无法从现实层面给予老师补偿，那么这项政策的长久性也很难保证。今年1月，国务院下发文件，明确提出要提高教师待遇［1］ ，确保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同时，在新一轮解决“三点半”问题上，政府也称会给老师进行一定的补贴。可时间和标准尚未可知。
一位老师表示：“还没有收到补贴，我们参加这个都是自愿原则，我作为老教师要带头啊，但是我们都理解政府的财政支出紧，教师们也都理解。”
“虽然秉着老师自愿原则，但其实真的做不到自愿。对于学校来讲，还是再用行政来要求。目前还没有具体实施补贴政策，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标准。但是说心里话，有的老师宁可不要补贴，只想回家多陪伴孩子。”北京市一位校长表示。
也有校长表现出了担忧： “经济确实是一个杠杆，如果没有这个杠杆，我没法跟老师承诺一次给多少钱，因为你心里没底啊。所以现在这么多老师报名，我们根本没有跟老师说报酬的事。老师们真是在用职业的操守和使命感在做这件事。”
二是孩子安全责任，校方压力大。
教育部出台《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中小学校主动承担起学生课后服务责任，充分发挥中小学校课后服务主渠道作用，破解“三点半难题”，“谁来唱主角”有了明确定调。
但是学校在实际落实，上要考虑政策执行、管理，以及对学校的评价；下要照顾老师的情绪和工作量。同时还要兼顾孩子的安全问题，压力着实很大。
虽然全国已有地区引进社会力量加入，例如购买第三方服务、家长义工等，但实行起来颇具挑战。一是对孩子家庭情况不了解，存在安全隐患；二是外聘人员无法保证责任感，对孩子看护不当。
“因为孩子只要交到学校，老师就必须绷紧安全这根线。任何事情开展的前提一定是安全第一，如果孩子出现任何伤害，那就是学校的责任。所以我们还是用自己的老师最放心。”一位校长表达了观点。
三是家长需求是否属实，学校职能在扩大
目前，学校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在于人员管理上。有校长表示：“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校方无法统计真正有这种需求的人数。有些家长一说有延时服务，觉得孩子在家写作业我辅导不了，既然有这个服务了，那么我就想哪天来哪天来，今天来10个，明天来8个，这无疑加大了管理难度。 那么，人数一多每个老师分摊的工作量就大，老师的负担就这样加重了。”
本该到5点半的校内托管，一些家长甚至想要再延到6点半等等。因此，有校长建议要控制班额，和家长充分沟通，提出明确要求，把真正需要延时服务的孩子留在这。 “能解决尽量由家庭内部解决，不然学校的职能真的就太多了”校长说道。
破局：保障教师权益是关键一环
解决“三点半难题”，在学校承担起主体责任的同时，更需要各方形成合力。想要烹制好课后服务这道“菜”，单靠一个“好厨子”显然不够。
人民日报时评指出，在这一课后服务政策在全国范围普遍推行之际，提前规避服务与补课界限不清、提防课后自主异化为学校做主，避免公共服务的初衷被消解或扭曲，并非多虑。事实上，这样的利益调整，仅仅靠立规矩还不够，还必须做好配套能力建设，应追求多赢，不能把一方的受益建立在另一方的受损上，否则就很难形成课后服务工作的合力。
在这项工程中，教师显然是最关键的角色。此前的试点，对于给教师补贴多少合理，是一个尚未完全破解的难题。那么究竟如何才能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一方面落实合理的补贴，另一方面要在制度上树立对教师劳动的尊重和信任，对老师多一份理解。
另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是，孩子参加服务势必多出安全责任。因此各地在落实当中，要细化学校及家长各自的权责，既要确保学生的安全，又要避免增加教师的工作量。
实质上，能不能保障广大教师的根本权益，是课后服务工作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所在。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如果政府部门只发通知，但不解决相关经费问题，还给学校开展晚托服务带上“紧箍咒”，这不能做那不能做，出任何问题都要追究学校责任，那学校、老师是不愿意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的。因此，要推进弹性离校相配套的经费保障机制和学校办学管理改革，应以此为抓手，提高学校管理水平。”
借鉴：国外模式可以效仿吗？
在美国，课后教育服务是以教育部门为主导、社区为载体、家长配合的三方责任分工明确的社会福利事业。据介绍，在美国，联邦政府出台国家层面的法律保障，各州结合各自的情况，制定地方性法律和政策。政府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为儿童提供完善有效的服务。
法国：各地政府出资，学校参与设计
法国的公立小学，教学上的师资、活动由国家组织安排，但学校建筑、设施等是每个市镇的私有资产，课外自习室和兴趣班等也属市政服务。每所小学与当地市镇签署协议，协商确定小学生课后活动类型及内容。以巴黎市为例，放学后小学生有两大选择——自习室或兴趣班。自习室每组最多25人，由市政府聘请有资质的辅导员监督他们完成当天作业，解答疑问。
日本：安全、安心最重要
日本政府将儿童课后照顾服务纳入公共福利体系。在管理上向社会开放，制定了严格的准入标准，鼓励民营机构、社区等民间力量参与运营。中小学生下午3点放学后，可活动的地方很多，如学校的兴趣小组、儿童馆、图书馆、公园以及公营或民营的儿童设施。日本小学里的课后兴趣小组，一周开展一两次活动，每次一两个小时，以体育项目为主，也有手工艺和电脑课。公营的课后设施接纳父母都工作的小学生，一起做作业、读书、玩耍，每月收取点心费数千日元。
澳大利亚：以非营利的“全年看护”为主
澳大利亚课后教育服务主要设立在小学里（学校礼堂或操场）或靠近小学的地方，也有的设立在社区中心、礼堂、儿童保教中心、邻里家中和娱乐中心等一些地方，通常由父母协会或非营利性的组织经营。目前，澳大利亚还在尝试各种新的儿童课外看护教育服务模式，包括一些半营利和营利模式，但总的来说，仍以非营利的“全年看护”模式为主
正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所言，课后服务要既避免课后时间用于补课，又能真正开展各种兴趣活动的最好办法是：政府财政保障经费，给学校更大地设计课后服务的自主权，并引入家长委员进行管理、监督、评价。这要求政府部门转变管理思维以及学校进行内部治理改革，也就是说，课后服务能不能搞好，将考验政府和学校的现代治理能力。（记者 吴雨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