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现在讨论孔子当年是不是收了十条干肉，是不是“教人也要钱”，还不如关注孔子当年对颜回这么一个贫困学生的态度更有意义。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家长们都陷入一种困境
古今中外，除了一些像“文革”这样的荒唐岁月，教师的地位一向很高，中国传统有“天地君亲师”一说，教师地位排序只在天地君亲之后，其地位尊崇，可想而知。地位之尊崇，缘由期望之殷切。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教师学问固然应当足以传道授业，道德亦应为社会之表率。而既然以道德表率来要求教师，就不免以高于常人的道德标准来要求教师。正是因为如此，教师节要不要给教师送礼，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才变得这么复杂。
这种复杂，自然源于大众对师德的复杂态度，或者是过高的道德要求，或者是彻底的道德悲观——正因为此，家长们都陷入一种困境：假如我不送礼，教师会不会给我孩子穿小鞋？所以，才会有种种怪象——一边互相攀比送礼，一边大骂教师收礼。
著名学者何兆武曾写过一本《上学记》，风靡一时，里面写道，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最好的大学，自然也吸引了不少的“高干子弟”（何先生用语），在书中，何先生又专门的篇章写这些高干子弟同学。这些高干子弟几乎没有人们习惯想象中的纨绔子弟，都和普通人家的子弟一样，刻苦求学，低调做人。如果其中某人成绩不好，就在班里抬不起头，如刘峙的儿子，因为成绩不好，在班上一点地位都没有，老师同学都瞧不起他。
刘峙当时是国民党所谓“五虎上将”之一，权势可想而知，但西南联大不以背景而以成绩来看待一个学生，此中意味，太值得今人细细品味了。
面对当下“教师节不能变成送礼节”的争论，唯有一声长叹：人心不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