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喜喜在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世界大会上发言
中国网8月31日讯（记者 曾瑞鑫）希腊时间8月30日上午9点，第36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世界大会在希腊首都雅典国家会议中心召开。
由IBBY中国分会前主席海飞、IBBY现任副主席张明舟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一行19人参加了本次盛会。代表团由画家、作家、翻译家、出版人、阅读推广人等组成，著名插画家熊亮、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彭学军、薛涛、朱丽秋、著名翻译家马爱农、著名阅读推广人丁筱青、小雨、薛静、著名出版人姚巍等参加了本次会议并发言。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教育专家、资深公益人士童喜喜以《童书孕育未来》为题发言，讲述以童书缔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受到与会者的好评。全文如下。
童书孕育未来
童喜喜
一个人，叫“我”。人类，叫“我们”。
但是，这只是从成人视角来看。从儿童视角来看，并非如此。
在成人眼中，“我”拥有什么，是非常重要的。有太多成人为了“我”拥有得更多，而努力奋斗着。
在儿童眼中，“我”和“我们”是很难区分的。年龄越小的儿童，不仅“我”和“我们”很难区分，甚至“我”和世界都很难区分。在一个婴儿看来，自己和世界简直浑然一体。
所以，把成人和儿童相比较，成人意味着“我”，儿童意味着“我们”。
非常可惜的是，儿童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社会化、成人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由“我们”向“我”转变或者说退化的过程。
有学者指出，人类的文化传播，从前喻时代进入并喻时代之后，如今已经来到后喻时代。在后喻时代里，文化传播的最大特征是：晚辈教给长辈、长辈向晚辈学习。
从这个意义上说，“向儿童学习”这句话，在这个后喻时代，已经不再是成人故作谦虚的一句口号，而应该成为一个成人比照儿童，客观审视自身的有效途径。
儿童和成人的确有许多不同。其中有一点我认为特别重要，就是对“我”和“我们”的不同定义，导致的对自身的不同定位。
对照我自己，身为专业儿童文学作家，在我的作品乃至我的人生中，都能够非常鲜明地看出“我到我们”的特点。
我写的第一部、也是我写得最快的儿童文学《嘭嘭嘭》，用了6天，11万字，写一个儿童变成隐形人的生活，所有一切都围绕着“我”展开，写的是“我”。我写得最艰难、也是写得最慢的儿童文学《影之翼》，基本相同的字数，用了5年，写的是南京大屠杀的这一段特殊历史背景之下，一群特殊儿童的生活，写的是“我们”。通过这样的写作，我完成了自己在思想上“我到我们”的一次蜕变。
完成《影之翼》后，我迅速全身心投入到了阅读推广等公益工作、说写课程等教育研究这一系列行动中。我做的一切，本质一致：用行动呈现思想上“我到我们”的蜕变。
于是我又发现：儿童文学写作，其实是“我”，因为这是我独立完成的事；这些年来7000多场阅读推广等公益活动和一系列深入的说写课程研发，就是“我们”，这是我和伙伴们齐心协力的工作。
当我在事务工作中遇到困难时，只要回到儿童的原点，以“我们”的视角去看一看，几乎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所以我想，一个儿童，一定会很简单、很清晰、很准确地理解什么叫“人类命运共同体”。
因为，一个人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所有人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也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工业时代还只是一种理想。工业时代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导致一方面人类生活境遇得到极大改善，另一方面也形成各种鸿沟，让不同人群之间，造成彼此交流的各种障碍。
走进信息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不再是对理想的描述，而是在勾勒出我们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的这种状态——全球化、信息化的世界里，人类应该有新的思维方式，才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只是，除了工业时代中的思维惯性之外，人类还受到各种局限：在漫漫的时间长河里，个体的人生命非常有限，在茫茫的人海中，个体的人非常渺小，人们习惯了人类被不同的标准区分和隔离，也习惯了以不同的形式孤独的存在。
从人的命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作为个体，如何超越这种孤独的存在，以合力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呢？
我想，莫过于两点：整体化思考，个体化行动。
以“我们”的思维方式进行全面的思考，对信息进行整合；以“我”的行动方式主动担当，在不断前行中创造美好。
向儿童学习，才能创作出真正体现儿童精神的童书，才能哺育出一个又一个自由、自律、自新的儿童。
杰出的童书，一定会体现“我”的个性和“我们”的共性，孕育的是我们人类共同的未来。
出席嘉宾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