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手记 | 春天的约会（十三）：乡村振兴，关键在人

2018年两会手记之十三

严重雾霾 ｜ 星期一 ｜ 3月12日

朱永新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30人论坛成员，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早晨3点多醒来，一看时间还早，继续休息。5点起床工作。发微博。

发现昨天微博点击量超过了30万人次，达到308551。估计是最近人民日报的微博视频和腾讯的视频访谈等带动了访问量。

整理昨天读完的《大学的终结》笔记。这本书的英文原名是《The End of College》，前年去美国时买了这本书。这本书是从高等教育的角度看未来教育的发展问题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泛在大学”。

作者认为，随着数字化学习环境的蓬勃发展，丰富的教育资源可以在全球任何一个角落获得，而且免费享用。所以，未来的“泛在大学”将面向所有人开放，“大学录取”这一概念将成为历史。

“未来的学生将不会在其童年时光为了进入那屈指可数的几所精英学校而挤破脑门。他们的教育将来自无数的机构，这些机构在学识上各有所长。”

在“泛在大学”，入学是终身制的，这是现代生活的基本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未来的学习是从摇篮到坟墓的不间断的学习，是各个教育阶段以及工作与学习之间，没有截然不同的鸿沟。

为了写作《未来学校》这本书，我准备了三年的时间，看了100多本相关的著作。一直在思考，未来的教育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如何为今天的各种教育问题，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早晨7：30返回驻地。准备今天上午的发言。

按照惯例，政协有半天时间是委员围绕本组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同时邀请相关部委领导参加讨论。

在商量本组议题的时候，大家一致建议围绕民进的老阵地教育文化问题，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就“如何发挥教育文化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进行讨论。

上午9点，民进组讨论在张雨东副主席的主持下准时开始。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司长张永新、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俞伟跃、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义务教育处副处长陈文涛等列席会议听取意见。

昨天下午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不少委员在发言中谈到了其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认为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对于建立法治国家、全面依法治国意义重大，表示要带头尊崇宪法、学习宪法、执行宪法、宣传宪法。

来自上海的胡卫委员第一个发言。他建议要制定乡村公共教育服务标准。现在乡村发展空心化严重，农村教育投资不小，但是很多政府投资的学校变成养殖场。要通过结对办法，先进地区把农村地区、薄弱地区的教育发展带动起来。现在农村空心化，而城市优质学校人满为患，资源的合理配置很重要。

他提出要加强家庭建设。现在青壮年都外出务工，留下的是破碎的家庭。随着精准扶贫农村产业升级，要大力呼吁农村完整家庭的建设。父母对孩子的陪伴和沟通，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他呼吁建立乡村治理体系，鼓励青壮年有文化的回到农村，乡村建设的关键在人。

张显友在发言中提出，要让农村娃接受学前教育，要有一个解放农村老奶奶的工程，让农村边远地区的孩子们上幼儿园，解放农村老人。

郑福田委员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关注乡村文化问题。现在旧的文化已经瓦解了，新的文化还没有建立，要重视乡村文化重构的顶层设计。

陈贵云委员建议处理好乡村振兴与城市化之间的矛盾。他提出，人才不愿回乡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服务不均等。只有解决了这个矛盾，人才、资金、资本才会愿意下乡。

说到乡村振兴的人才问题，委员们都打开了话匣子。雷鸣强委员讲述了他自己的家乡洞庭湖乡村的故事，乡村人才流失，空心化问题严重。

如何振兴，他认为文化、教育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工程。文化振兴可以固本铸魂，凝神聚气。教育振兴可以启智育人、强筋健骨。文化教育要共通共享，培养能扎根在农村的文化团队。

在南疆挂职了一年多的牛汝极委员，结合南疆乡村的实际，认为首先需要破解的难题就是人才和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

他提出，农民的素质以及农业农村的各方面人才远远不能满足乡村全面振兴的需要。所以如何吸引、培育各种人才弥补人才的缺口，提高农民素质，是乡村振兴需要破解的最大难题。

以南疆莎车县某乡为例，该乡有12个村，有2420户10562人，其中，贫困户1002户，贫困人口3878人，贫困人口占全乡总人口的36．7％。

贫困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1534人，占贫困人口的40％，初中文化程度1490人，占贫困人口的38％。南疆村干部能用普通话交流的人不多，贫困人口中勉强能用普通话进行交流的约占3－4％左右。

牛委员提出，在新疆，乡村振兴的出路在于以“访惠聚”驻村工作队为基地，推动城市的文化教育下乡村。

首先是推进人才下乡带动普通话教育下乡，尽快解决广大村民的普通话水平；其次是通过优质文化教育产品下乡村，提高乡村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质量，减少差等生（20分一下学生）的产生；三是通过红色文化、国家文化、中华文化的内容进南疆学校和教室，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学生头脑。

四是通过19个援疆省市的帮助，利用内地成熟的中等职业技术类信息音像制品，提高职业技术教育水平；五是唤醒乡村潜能，激发农民自己的文化创造力，挖掘好本地传统文化资源（如歌舞杂技、手工艺制作、饮食产品、沙漠旅游观光等），带动文化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最终还要靠产业的发展带动，推进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孕育乡村发展的新动能。

依托农村绿色生态、乡土文化等特色资源，促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对接，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发展休闲农业、养生农业、创意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这一切的基础，都在于人。

云南省副省长李玛琳委员结合她分管的工作，就充分发挥地方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在农业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在边境地区实施 “国门文化建设工程”“国门医院建设工程”“国门学校建设工程”建设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其中特别强调了乡村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问题。

她提出，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文件中提到多种专业人才，但没有提到乡村医师。健康乡村建设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要由受过专业化训练的乡村医师来完成。

目前，西部地区行政村卫生室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乡村医师比例不足2／3，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很少，有本科学历的、受过全科以上培训的凤毛麟角。云南的一些山区的乡镇卫生院至今都没有一个全日制本科毕业的医学生。乡村医师队伍的现状难以满足健康乡村建设的需要。

她建议，国家要高度重视乡村振兴战略中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医师队伍建设，大力推行乡镇卫生院的医师“县管乡用”，村卫生室的医师“乡管村用”。

在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继续实施特岗医师计划、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培养和全科医师培训计划，并加大对上述专业人才的岗位补贴，让人才不仅下得去，而且留得住。

在支持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改善条件时，要对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进行倾斜，帮助这些地区尽快补齐基础设施不足的短板，让乡村医师在基层能有基本的诊疗条件，能发挥好作用， “用得上”。

同时，要加大对乡村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的统筹规划和投入。目前国家人口健康信息化规划到2020年只实施到县。信息技术特别是远程诊疗是下沉城市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最经济、最快捷的办法，也是解决乡村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短期不足的有力措施。

建议国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同步实施“远程诊疗乡乡通”工程，利用信息技术迅速将城市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到乡村，尤其是远离城市、交通不便的乡村。

朱晓进委员也从人的角度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在农民，关键在充分激发起农民的内生动力。要有效地激发农民建设乡村的内生动力，首先需要唤醒农民的角色意识、自主意识，要让广大农民对乡村振兴有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

要实现乡村农业产业振兴，需要大量的此事农业产业的人才，同时，有更多的农民通过职业教育学会从事农业产业的本领，并能够就地就业创业，助推乡村农业产业的发展。

同时，要通过发展乡村“大教育”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引导农民群众自立自强、向上向善。广大农民由内心生发出的生活热情和热爱家乡、心系乡土的热忱，一定会转化为农民为振兴乡村而努力奋斗的精神“新动能”。

要发挥“乡贤文化”在乡村治理中“情治”功能。在漫长的中国乡村发展进程中，乡贤们一直是乡村社会运转、风习教化传承、乡里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由此而形成了乡贤文化，发挥了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作用。

乡村振兴需要一批有奉献精神的乡贤，他们作为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他们或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财富以及文化修养反哺桑梓、泽被乡里，或返乡直接参与乡村建设和治理，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文化道德力量可教化乡民、温暖故土，对凝聚人心、促进和谐、营造“乡情”氛围大有裨益。

我也就乡村建设中的人才问题做了发言。因为有文化部和教育部的领导参加讨论，特别希望他们能够把民进组对于政府工作报告的两个修改意见带回去。两个建议是“一增一减”，即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文化部分增加“推进全民阅读”这句话，同时删除“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儿童托育全过程监管”这句话。

我认为，关于乡村振兴的人才问题，目前派工作队是一个好办法，但是这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可以将工作队的好办法拓展开去，邀请城里的退休教师、医务人员、研究人员、退休干部下乡，当老师、做医生、搞科技，成为比较稳定的工作队成员。

以这个乡村振兴的“银发工程”，让退休科技、教育、文化人员这一宝贵的闲置资源，到乡村再立新功。贫困地区大部分都是有山有水、风景好的农村，可以允许退休人员带着老伴一起去，政府给补贴，管住房。一两年以后愿意继续留下来的，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同时，鼓励有经验的本土老干部，回到原籍去工作。鼓励领导干部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为家乡服务。

主持人张雨东委员最后总结说，乡村振兴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力的发展问题。我们国家地域辽阔，各地情况不同，国情非常复杂，农业的发展模式到底选哪一种，需要因地制宜。要进一步明确乡村振兴的生产力发展方向、路径和目标，是乡村振兴规划首要应该解决的问题。吸引人才参与乡村振兴，是问题的关键。

委员们的发言一如往常非常热烈，得到了部委同志的充分肯定和赞许。在交流意见时，文化部的张永新司长和教育部的俞伟跃副司长都表示，委员们的发言意见中肯，符合实际，富有启发性，深受鼓舞。

同时他们对部委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正在做和将要做的工作向委员们进行了介绍，并表示会将委员们提出的意见建议带回去进行认真研究、归纳梳理、逐条落实。

上午会议讨论结束以后，接受中国健康传媒集团的《中国医药报》记者陆悦的采访，介绍新教育实验《新生命教育》教材研制情况以及其中关于“食育”的相关内容。中午午餐以后稍事休息。

下午13：30分出发去全国政协。

下午15：00列席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第一次会议。

主席团会议主持人汪洋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建议人选名单（草案），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的决议（草案），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

16：00接着参加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审议，审议上述各项草案。

下午17：00左右会议结束。乘车会驻地。

下午17：40分左右回到驻地。参加民进中央文化艺术委员会的工作会议。

文化艺术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中有多位政协委员，河北省文化厅长张妹芝，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湖南社会主义学院院长雷鸣强，中国歌舞剧院副院长徐丽桥，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会长、苏州评弹团副团长盛小云，大连京剧院院长杨赤等，利用晚餐的时间聚在一起，讨论文化委员会的工作安排。

在谈到今年文化委员会的调研题目时，盛小云提出要重视艺术人才的培养规律，现在进入剧团一般都需要大学生才能入编，但是学历越高往往表演水平相对不足。

艺术表演人才一是需要童子功，二是需要不断线，在表演过程中不断磨练。杨赤院长也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关注。委员们连吃饭的时间都利用起来研究参政议政，让我非常感动。

人是事之本。无论乡村振兴，还是艺术强盛，都离不开人，关键都在人。

下午19：00左右，苏州电视台的陈子丹、蒋俊男等四位记者专程赶来采访。

晚上21：00左右回到驻地。

这帮年轻人非常用心，带来了刚刚上市的青团子和一盒鸡头米，让我想起了“莼鲈之思”的典故。

访谈从我的两会提案开始，一直到中小学生的减负问题，苏州的文化底蕴问题，苏州未来教育发展的问题等，谈了许多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一晃来到北京已经是第十一个年头了，但是好像一直没有离开苏州。每周在《姑苏晚报》专栏，都是我心灵的一次还乡。而每年两会期间，苏州的记者们，也经常会把我的音像带回家乡。

晚上21：00锻炼45分钟左右。

读《思考的魅力》系列的另外一本书《性别与平等》，译者是我的朋友、新阅读研究所所长梅子涵教授女儿梅思繁。

晚上23：00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