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手记 | 春天的约会（十）：好提案凝聚着众人的汗水与心血

朱永新：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30人论坛成员，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2018年3月9日 雾霾，星期五

早晨5：20起床。

发微博10余则，除了平常的“新教育晨诵”、“童书过眼录”“新父母晨诵”等常规内容外，通过“两会进行时”介绍我的两会见闻与思考，也是最近的必修课。

继续读《去学校化社会》。非常惊讶的是，伊利奇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学习网络”的概念。

他认为一个好的教育制度应该具有三个目标：“向所有希望学习的人提供其一生中任何时候均可使用的学习资源；第二，让所有希望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知识的人都能找到想从他们那里学到这些知识的人；第三，向所有希望公开提出争议的人提供表达的机会。”

在他看来，学习是一个人一生的事情，政府应该像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这些资源。这是机会与资源的公平性。

而对于那些希望与别人分享自己的知识和思想的人，也可以非常方便地找到愿意跟随自己学习的人。这将是一个“能者为师”的新时代。同时，应该平等地为所有人提供公开表达的自己意见的机会和舞台。也许，这就是未来教育的样子。

上午9点参加民进组讨论。

因为今天是大会提交提案的截止日，主持人先将民进界别组拟提交的提案向大家通报。本来以为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的事情，没有想到，委员们如此“较真”，一个多小时的讨论，才基本上形成共识。

提案撰写是委员履职的主要途径之一。一个高质量的提案往往是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够完成的。前两天听说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两位全国政协委员花了5年时间，跟踪北京50个工地、73个工伤维权案例，最终完成一份关于建筑业农民工工伤维权的提案，帮助近4000万建筑农民工实现了工伤保险全覆盖。

提案也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主要工作之一。民进中央今年共收到提案素材稿200余份，主要来自民进29个省级组织和9个专门委员会，以及参政议政特邀研究员、参政议政合作平台、社情民意信息转化等方面。经过参政议政部门初评修改、专家研讨论证等程序，形成了提交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党派提案45件。

从提案内容来看，体现民进教育文化出版主界别特色的提案16件。其中，教育类10件，主要涉及职业教育、0-3岁托育、课程建设与考试改革、产教融合，以及教师队伍建设等问题；文化类4件，涉及网络视听产业监管、地方戏曲发展、博物馆文化推广等问题；出版类2件，涉及加快媒体融合、优质民营图书出版企业发展等问题。

此外，围绕“三大战役”等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反映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方面，我们还提交经济类、科技医卫类、资源环境类和政法类的若干提案。在两会前夕，我还召开了一个媒体见面会议，介绍了民进中央今年的主要提案。

按照以往的惯例，我们从素材稿中选择了19份提案，准备作为民进界别组的提案上交。没有想到，大家认为其中的部分提案质量不高，“不能够代表民进参政议政的水平”。许多委员从提案的名称到内容一一评论，提出了修改意见。

罗黎辉委员更是提出应该规范民进组提案的产生与提交的程序，希望在两会前就能够把拟提交的提案发给委员，给大家比较充分的时间审阅研究，到会议上表决通过。最后，委员们通过表决的方式，产生了界别组的7个提案。

今年我个人提交了13个提案，与往年基本持平。原来只准备了7个左右的提案。其中两个是关于阅读的，一个是《关于建立国家阅读节，深化全民阅读的提案》。

阅读节的提案已经提了15年，今年继续提，是因为我坚持认为全民阅读是一个国家最基础、最廉价、最有效的提高国民素质的路径。每一年总要选择一个不同的角度讲述阅读节的价值和意义。

另外一个是关于高铁阅读的提案。由于经常乘坐高铁，看到睡觉者、聊天者、看手机者众多，而阅读者甚少。这两个提案受到了媒体和委员的关注，其中阅读节的提案，有超过100位政协委员参加了联署。许多人问我：这么好的建议，为什么还没有采纳呀？

今年的提案中有几个在调查研究中基层反映比较强烈，我自己感受也特别深的。如《关于用制度去“文山”填“会海”的提案》，几乎见到所有的基层干部，都反映现在会议太多，用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贯彻文件的情况普遍。

有些干部对我说：他们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有些人反映，电视电话会议省里已经开到了县一级，市里、县里还要重复看，同样的会议要参加三四次。甚至连中小学学校的校长，一年也有200个以上的会议。我组织参政议政部信息处的同志讨论研究，写出了这个提案。

再如《关于保障学生和教师休息权的提案》，最近几年每到节假日都有学生和教师反映他们的休息时间被剥夺了。

如今年2月8日早晨河南商丘市夏邑县高级中学一名同学给我留言，反映他们学校春节期间搞“冬令营”（其实就是强制性补课）。

他在信中说：“我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快过年了，他们满心欢喜的回来，我却不能陪他们，您能理解这种感觉吗？我有过请假不去的想法，但是学校给我们说，不参加补课，下学期就不给于分班或者分到普通班，我们只能乖乖的参加所谓的冬令营，我们年前补课到二十七号才能回家，在家待不了几天，年后初五又得回去继续上课，我的爸爸妈妈年后就要继续外出打工了，我真的很想他们，希望您可以帮帮我们……”

在脱贫攻坚民主监督的过程中，也有许多教师反映，他们整个暑假被政府抽调做材料，搞台账，休息时间也得不到保障。这个问题提出来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腾讯视频有一个我的提案采访《剥夺了学生的休息权就是剥夺了老师的休息权》一周时间就已经有2.3亿次播放。

今年的提案中，也有几个是受到委托，我自己也非常认可的。如《关于建立中国教育博物馆的提案》。

在2月份，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顾明远先生联系我说，两会即将召开，他希望教育界的代表委员能够呼吁一下，建议建立中国教育博物馆。这个问题，他在2011年曾经给总理写过信，前几年也给刘延东副总理反应过。顾先生把当年给总理的信也转发给我，为我们撰写提案提供思路。

再如《关于完善国家儿童营养战略的提案》，前年我带领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的同事们去陕西师范大学调研时，专家们就用大量数据，说明了儿童早期营养的意义以及我国农村儿童营养不良的问题。

当时我就把这个问题作为提案的素材，一直在收集相关的资料。去年见到哈佛大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秘书长卢迈等人的探索，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重视。正在准备提案的过程中，中国教育30人论坛的秘书长马国川先生告诉我，安利公益基金会的同志想与我见面讨论儿童营养问题。于是就有了今年的这个提案。

关于《完善融合教育支持体系的提案》也有类似的故事。2016年，我参加了多次全国政协组织的特殊教育重点调研活动，在俞正声主席主持的第58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上，重点就加强融合教育问题做了发言。

春节以后《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的主编贺春兰告诉我，有一些心智障碍孩子的家长想找我反映他们的困难。与他们深入交流以后，更强化和坚定了我关于融合教育的主张。

《关于加快<心理师法>立法的提案》则是我的学生帮助一起完成的。我是80年代中国最早的一批心理咨询工作者，也曾经撰写过学校心理咨询和咨询心理学方面的著作，虽然现在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一直关注着相关进展。

自从人社部门取消心理咨询师的培训与考核以后，我国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基本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我的两位学生，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徐凯文博士和苏州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陶新华博士向我反映，认为亟需制定和颁布《心理师法》，规范相关的从业行为等。这个提案反复讨论，数易其稿，到截止日的早晨才最终定稿。

此外，今年关于《关于编好中小学校建设标准，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提案》《关于切实解决中小学大班额问题的提案》《关于进一步推进家校合作共育的提案》《关于加强幼儿教师培养的提案》《关于实施“乡村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提案》等，也都是在工作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逐步形成的。

我曾经说过，真正的提案其实并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走出来的。每个提案后面，几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都有参与者的汗水与心血。

上午会议有一半的时间用来讨论提案问题。接着继续讨论政协章程修改草案。

会议结束以后回机关处理文件和报刊。一周没有去办公室，各种材料已经堆满了办公桌。

下午13：50分出发去大会堂。15：00列席全国人大全体会议，听取周强院长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曹建明检察长做《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两高的报告每年听，感觉是工作越来越努力，越来越关注“公平正义”，越来越直面热点难点问题，成绩单也是越来越丰满。所以，会场上的掌声也越来越多。记得刚刚参加成为人大代表的那一年，两高报告不仅没有什么掌声，还丢了好多票。可见，现在的代表委员对司法工作满意度显著提高了。

因为是换届之年，报告的内容比往常要多一些，以往一般不到20页，今年因为要讲五年的工作，所以两个报告都达到了23页。加上后面的注解说明，最高院的报告是79页，最高检的报告则是87页。而且，都配了二维码，扫一扫可以阅读各种视频资料等，内容非常丰富。会议开了整整两个多小时。

回到驻地，已经差不多

18：00了。

团中央未来网的记者部部长杨佩颖和摄像记者已经早早在驻地等候，就儿童阅读与教育问题进行采访。她准备了整整两页的问题，连珠炮地提问，一直到近19：00。

晚上浏览今天的报刊。处理邮件。写两会手记。

23：00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