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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称逾半数女大学生经历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

发布时间: 2014-11-24 09:18:31 | 来源: 中国青年报 | 作者: | 责任编辑: 刘昌

如何斩断校园性骚扰之手

“发生这些事,你还有脸来学校!”

“是不是你去勾引李老师的?”

当面的质疑,背后的议论,还有手机上发来的短信,白白不知该如何去回应,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她蜷缩在床边,把头深深地埋进膝盖里。

这是台湾影片《不能说的夏天》里的片段。影片根据发生在台湾的一起大学校园性侵案改编。女主角白白在被自己的教授性侵后心理崩溃,自杀、逃避、绝望充斥着她的生活。

尽管电影最后,案件胜诉,施暴者李教授受到惩罚,导演也给白白安排了一个得到新生的结局。但影片之外,现实中的校园性骚扰事件却并未停止上演。如何才能斩断大学校园性骚扰之手?

说不出的痛

很长一段时间,刘朵(化名)都害怕接到导师的电话。

这名正在南方某高校读研的女孩儿说,自己的导师是院领导,平时应酬多。有时,自己也会被叫出去喝酒应酬。尽管很反感,但刘朵始终不敢说出拒绝的话。

“你可以找理由拒绝一次两次,但没办法次次都拒绝吧。”刘朵害怕,如果跟导师撕破脸,自己毕不了业怎么办?

无奈之下,刘朵选择了忍。但让她难以接受的是,一次应酬中,席上某领导竟然对她动手动脚,不但乱摸,还强吻了她。

“我不敢告诉爸妈,怕他们担心。我就觉得屈辱,无比屈辱。”刘朵带着哭腔说,自己明明是来做研究的,但感觉跟陪酒小姐一样。

李思磐也没想到,自己认识的人当中,也有不少遭遇过校园性骚扰的。今年10月下旬,这位广州性别平等倡导机构“新媒体女性网络”的召集人,曾在自己微博上发起过一个召集活动:以保护隐私为前提,征集自己或身边经历过校园性骚扰的大学生,讲讲自己的经历。

“最后我联系了7个网友,吃惊的是,其中有4个我都认识。但之前,从来没听她们提过有这样的经历。”李思磐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其实,校园里的性骚扰甚至是性侵并不罕见,但当事人往往只会把这样的遭遇“咽到肚子里”。

《中国妇女报》11月4日的一则报道曾援引过这样一组数据:全国妇联一项针对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的女性比例达到57%。

另一项调查也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有学者对1200名女大学生调查发现,其中有531名女性(占总数44.3%)表示曾遭遇性骚扰,而且不少受害者遭受过两次甚至三次以上的性骚扰。该调查还发现:23%的女大学生认为当前性骚扰的“情况很严重”,60.4%的女大学生认为“情况严重”。

“老师对学生的性骚扰或者是性侵案,有很明显的特点。”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律师张伟伟曾接手过多起相关案件。她说,老师通常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对学生进行性骚扰、甚至性侵。

“这种骚扰往往还具有持续性,受害学生也多会出现强烈的创伤后应激性反应,比如抑郁、自杀、封闭等。”张伟伟说。

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负责人、律师李莹曾接触过一位被侵害者。事发后,女孩儿不断强迫自己洗澡、洗手。而且每次洗澡要两三个小时,一天还要洗手20多次。不但无法跟人交流,更无法正常学习。

“性骚扰或者性侵,给受害者带来的伤痛是一生的,对个人生活和发展都会有影响。”李莹说道。

无力的维权

然而,遗憾的是,校园性侵案的调查和取证面临重重困难。

“因为高校是一个封闭的利益圈,不管是在取证还是定罪上,都会有很大难度。”李莹说,大多数受害者没有证据意识。如果施暴者死不承认,又缺少直接证据,仅凭被害人的陈述,很难定罪。

此外,校园性骚扰在罪名的认定上也存在空白。

李莹说,《妇女权益保障法》虽然首次规定禁止性骚扰,但对性骚扰却缺少进一步的法律解释。在李莹看来,是否自愿,无法从被害人有没有激烈反抗来断定。

“就像有的案子,以当时是女生去开的房为证据,咬定她是自愿的。但其实,有可能是背后的权力关系,让这个女生不得不这么做。”李莹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师掌握着学生的未来。能获得怎样的成绩,能不能顺利毕业,老师的评价很重要,反抗起来就很难。

让张伟伟还感到痛心的是,受害一方站出来维权,往往还会遭受一些流言的中伤。

“比如有人会说其实是学生勾引的老师,或者是勾引未遂在栽赃。”张伟伟说,受害者很容易被当成替罪羊,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

也因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认为,防止校园性骚扰的发生,还是得依靠校方加强管理和教育。

让张伟伟印象深刻的,是她曾经接触过的一个发生在研究机构的性侵案。施暴者是位博士生导师,在业内还很有名气,他会趁着带学生出差的机会进行性骚扰,甚至性侵。

“如果学生反抗的话,他就会通过限制论文、科研项目等进行报复。”张伟伟说,也因为这样,很多人都敢怒不敢言。直到有个女孩儿开始出现抑郁、自杀等不正常现象,才被该机构的领导注意到,但最终还是因为缺乏直接证据而没有起诉。后来,该研究机构在内部开展了整顿行动,开除了涉事导师的党籍和所有任职,并在师生中开展了批评教育。

但张伟伟也遇到过“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校方。

“学校竟然给性侵的老师开假证明,说他人品端正,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张伟伟说,后来,这份证明被法官采纳,老师被判无罪,但被害女孩的精神却失常了。“年纪轻轻的,一辈子都毁了。”张伟伟叹道。

“事实上,学校必须要承担保护师生不被骚扰的责任,建立一个安全、良好、平等的工作和学习环境。”李莹说,如果学校缺少对师生的保障,就没法形成足够的威慑和约束力,就会在一定程度造成高校内性骚扰,甚至性侵的发生。”

呼声:学校建立性骚扰防范机制

今年7月前后,网民“汀洋”、“青春大篷车”举报吴春明,称其利用发表论文、保研等机会,诱奸及性骚扰女学生。这一事件曾引发全国瞩目。

教师节前夕,由256位来自国内外高校教师、学者和学生参与联署的两封公开信,分别被寄给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该联名信呼吁彻查厦大性骚扰事件,建议教育部以此事为契机,制定出台《高等教育学校性骚扰防治管理办法》。

信中写道,“媒体介入前,其中某几位当事人早已通过组织途径进行投诉,但并没有得到重视与处理,其原因是我国国内高校目前并未建立相应管理机制,导致接到举报的相关负责人对于此类事件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解决校园性骚扰问题,还是要从内部做起”。李思磐认为,学校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组织,外部人士很难介入,因此,高校防止性骚扰的组织应该设置在高校,这也有利于学校加强内部监督。

“如果没有学校对自身进行监督的话,哪怕最后诉讼至法庭,相关取证也很不容易。” 李思磐说。

记者查阅美国、香港、台湾等高校性骚扰防范政策与处理方法发现,不少大学都向师生提供了完善的受理投诉和处理机制。

以美国密歇根大学为例,该校出台了性骚扰防范政策与处理指南,设置学生纠纷调解办公室专门受理,同时,对提出这类申诉的人员以及参与调查的人员予以保护,保证其不会因为相关行为受到打击报复。

“在国外的高校,当行政人员升迁,或者新生入学时,学校都会对他们展开一个反歧视、反骚扰的入学或入职教育。接到学生、老师的投诉,也会有专门的机构受理,然后展开调查。若是上升到需要司法机关介入的情况,他们前期的记录和调查,也可以作为证据。” 华南理工大学性别研究中心负责人、副教授李昀说道。

“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哪所高校设置了此类反骚扰机构。”李昀说道,一些学生想投诉,甚至还会遭遇投诉无门的尴尬。

也因此,李昀建议,在学校内部,可以由校长牵头成立一个委员会,找学校里进行相关研究或类似研究的老师加入。为了防止学校内部相互包庇,还可以邀请一到两个家长代表参与监督。

“也许,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人际关系的社会环境下,在校园内部设置一个这样的机构的确不太容易。” 李昀说,“但有些事情,并不能因为不太容易就不去做。”

现实中白白的原型,到现在还没有走出伤痛。《不能说的夏天》电影监制徐小明说,这样的伤痛,必须是社会的复原,受害者才有复原的机会。“社会要改变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一步不踏出去,社会永远不会改变。”

文章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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