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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中国好教育—敢言奖”

来源: 中国网

edu.china.com.cn

时间: 2013-12-10 16:52

责任编辑: 刘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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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中国好教育”盛典是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中国网)全力推出的一年一度的教育盛典,旨在推荐与传播好的教育理念以及好的教育模式,同时也推荐一批在各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教育工作者。“中国好教育•敢言奖”是给与那些敢于为中国教育说话,敢于给中国教育指出问题,为中国教育呐喊的勇士,2013年度敢言奖的主题是“责任”,通过这个奖项向他们致以媒体最崇高的敬意,表彰他们用自身的力量推动中国教育的发展,他们心系教育,敢为天下先,诠释了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

图为“中国好教育——敢言奖”颁奖现场

图为“中国好教育——敢言奖”颁奖现场

上榜名单:

朱清时 南方科技大学

纪宝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张尧学 中南大学校长

俞立中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

汤 敏 国务院参事

王旭明 语文出版社社长

吴颖民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原校长

崔永元 原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项目发起人

程方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南方科技大学 朱清时

南方科技大学 朱清时

【获奖语录】

教育改革的最大困难在于大家都认为自己懂教育

教育改革最大困难在于,全社会的人都认为自己懂教育。因为每个人跟教育都有关系,要么你自己上过学,要么你小孩上过学,所以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懂教育。这样,想要到达教育改革的共识就很困难。所以,我认为教育改革需要从基础做起,从中小学教育做起,仅仅在高校进行改革已经晚了。高考是指挥棒,中学将学生训练成了做题的机器,过早地让孩子投入了大量精力,结果上大学之后反而没有好奇心和求知欲了。这就像长跑运动员过早地消耗了体力,在冲刺阶段出现体力衰竭。我认为,人生最重要的阶段是在大学,但大学之前学习太辛苦,过早到达了学习的高潮,导致在大学学习的动力不足。我想这是最深刻的教育问题。南科大的学生当然很优秀,但是跟我们当时上大学的状况相比,现在的学生求知欲普遍不如过去,动力和干劲也普遍不如过去,我想这是以高考为指挥棒的恶果。你想想,当中小学教育过早地定型了一个人,他在大学的可塑性也就很有限了。

我的梦想没有实现,我的梦想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创建一所能够培养创新人才的大学。

我的梦想没有实现,我的梦想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创建一所能够培养创新人才的大学。现在看来,这个梦想在一步一步的实现,但离最后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程,还将面临很多风险。比如南科大目前的状态很好,但还存在很大风险,因为我们的很多教授是高水平的研究型人才,他们在全国、全世界都非常受欢迎,所以一旦南科大做得不好,这些人才就可能走掉,人才走掉则意味着南科大的失败。但留住人才并不是一厢情愿的,要做很多物质上、精神上的工作,既保证这些教授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又能使他们在精神上很愉快。但这样做又面临一些矛盾,有些人觉得我们过分看重教师队伍,行政人员的待遇与教师的待遇相差很远,引起了新的不平衡。但我深知,如果在教师队伍和行政人员中间搞平衡的话,就可能挫伤教师队伍的积极性,在现在人才竞争如此激烈的背景下,他们随时可能走掉。对我来说,这种紧迫感是很实在的。

【嘉宾资料】

朱清时,男,化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1998年6月就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以来,致力于规划和组织学校面向21世纪建设一流大学,卓有成效地推进了学校教学、科研、管理和后勤服务等各项事业的改革与发展。自2009年9月10日起,朱清时院士就任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2012年6月5日,朱清时来到武汉亲自为今年的招生做宣传时称中国大学近30年未培养出优秀人才。2012年当选“中国教育年度声音”。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纪宝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纪宝成

【获奖语录】

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市长与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就连说职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职业院校。

“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大家谈起来都认为很重要,现实生活中又离不开,打心眼里却瞧不上。”纪宝成,这位中国教育界富有个性、敢于直言的代表人物说起职业技术教育(以下简称“职教”),又情不自禁地展现了以往“纪大炮”的本色。

谈起职教的重要性,这位人大前校长用“三个离不开”总结了各级官员的讲话: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离不开职教;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离不开职教;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职教。“可是,一个最大的反差就是老百姓不认可、不愿意送孩子上职业院校。”纪宝成说。

然而,1950~1980年代,我国曾用有关制度较好地解决了这种现象,不少地委书记、行署专员及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都上中专。同时,普通百姓的孩子想早点参加工作缓解家庭经济压力的话可以报考中专,将来想报考大学的话就去读普通高中。

“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市长与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就连说职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职业院校。”纪宝成说,“职教简直成了‘平民教育’的代名词。很多老百姓的孩子上职业院校是无奈之举。”

“这种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全社会都应加以反思。”纪宝成说。

【嘉宾资料】

纪宝成,男,湖北工业大学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学科评议组成员,1966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北京商学院),1981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2012年3月,纪宝成在两会上提议放开二胎政策,改变"没钱不能生孩子" 的现状。现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

中南大学校长 张尧学

中南大学校长 张尧学

【获奖语录】

价值观扭曲侵蚀高校人才培养

谈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张尧学认为,当前社会价值观扭曲和价值缺失问题正严重侵蚀着高校的教师、学生以及管理层,现象令人堪忧。

张尧学说,中国在建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有过很多的探索,取得了很多成绩,但还有很多问题。在担任中南大学校长的同时,也在一线带学生,张尧学认为,高校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价值观的扭曲和价值观的缺失问题。“金钱物欲的东西影响到了大学,而大学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还是我们的管理层都受到一定的侵蚀,这种侵蚀我觉得还在加重,并没有得到遏制。”他说。

张尧学对大学的这种风气想当担忧:“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它就不是创新能力足不足的问题,因为大家太重结果,太重功利性的东西,没有建立一个好好做学问的价值观。这就使得高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甚至在为社会服务等方面出现问题。”

张尧学还举例,教授不愿意上讲台,不愿意带学生,学生急功近利,想早一点毕业拿到文凭,对兴趣、理想不那么重视。管理层因为行政化对老师服务、对学生服务可能不到位。这几种情况交织在一起,学校的发展和进步就会遇到比较大的问题。

怎么才能解决当前的种种问题,张尧学认为必须通过改革才能解决。他以中南大学为例,学校建立制度化推进改革,首先解决教师目前所需要的,比如涨工资,基本生活问题解决之后再解决他们参与管理的问题。“生活条件解决了,说话的地方也有了,剩下的就是建立一个安安心心做学问、干事情的一套制度。”这样把一个良性发展的循环建立起来。

【嘉宾资料】

张尧学,男,汉族,1956年1月生,湖南澧县人,1982年本科毕业于陕西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现陕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198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获日本东北大学博士学位。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信息化咨询委员会委员,计算机学会普适计算专委会委员,解放军总装备部军用计算机及软件技术专业组专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ireless and Mobile Computing》《Journal of Autonomic and Trusted Computing》《Chinese Journal of Electronics》等国内外学术期刊的编委。曾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学位管理与研究生司司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985工程办公室主任、211工程建设办公室主任等学术和行政职务。著有《又见木兰》《水随天去》等管理类散文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 俞立中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 俞立中

【获奖语录】

学习不应带有浓重功利性。如果考上好的高中,仅仅是为了考上好的大学;如果选择一个专业,仅仅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或者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那么,这样的学习是可悲的。

大学教育应该培养哪些素养,才能使学生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走得快一点、顺一点?

“首先是要具备科学的视野和好奇心。”俞立中指出,中国的教育仍然存在相当的“应试”思维,学生们从很小开始便在一个标准答案的解题过程当中成长,他们探索的永远是一个标准答案。但是真正的大学教育,需要打破这样的枷锁,培养当代青年学生广阔的科学视野和“蠢蠢欲动”的好奇心,这样才能驱使他们去探索未知的知识,破解各种各样的问题。

“基于兴趣的学习”也是高等教育要培养学生的素养之一。俞立中说,学习不应带有浓重功利性。如果考上好的高中,仅仅是为了考上好的大学;如果选择一个专业,仅仅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或者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那么,这样的学习是可悲的。“而大学的教育就是要发掘学生的兴趣,鼓励他们基于兴趣的主动学习,这样才有攻克问题的决心和毅力。”

大学要赋予学生的第三个素养是“实践探索精神”。俞立中介绍说,上海纽约大学在招生过程中有一个团队活动,让学生用很简单的材料来搭一个塔,搭得越高则越成功。“实际上这是一个伪命题。”俞立中告诉学生们,“即使你搭得很低,但在这个过程懂得灵活思维、学会协调合作,也将获得较高的分数。”

俞立中说,很多美国学生做这个团队活动的时候,一开始是不经过思考的乱搭,想到哪搭到哪。美国的老师们认为这是学生一种实践探索能力的呈现,可以通过各种各样尝试来证明什么样的搭法最适合自己。而在上海纽约大学进行这个活动时,中国学生的表现却截然不同:他们在搭塔之前,有的先画图纸,有的用物理的原理,有的用数学的公式,表现非常严谨。

俞立中说,“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来中美学生的差异。中国学生做任何的工作,总会想着怎么把自己学的各种知识运用到实践活动中去,这也是他们的优点。而美国学生,则偏向于‘怎么探索各种各样的结果’。两者不管谁好谁坏,我们不去评论它,但实践探索的精神,是我们需要倡导的,在实践的过程中要不怕挫折、勇于冒险。”

【嘉宾资料】

俞立中(1949年9月14日— ),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1989年获得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1990年回国,聘为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1994年聘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地理系副主任、河口海岸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院长、校长助理兼科研处处长。1997年5月至 2003年1月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2003年2月至2006年1月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2006年1月起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兼任国家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地貌与第四纪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等职。2012年4月被任命为上海纽约大学第一任校长。

国务院参事 汤敏

国务院参事 汤敏

【获奖语录】

中国在线教育应转向"杀西瓜"模式

中国在线教育必须走出过去简单把教授课录下来放在网上爱看就看、爱听就听的枯燥模式,从广受欢迎的网络游戏“杀西瓜”中取经,把反转式教学、计时考试、随堂考试等互动技术运用到在线教育中。

“大家想一想,网络游戏能把孩子们吸引好几个小时,有的网络游戏比较复杂,有的网络游戏简直是最简单不过的,比如说杀西瓜。大家都玩过杀西瓜,你说杀西瓜有什么意思,不断杀,人们就可以好几个小时在那儿,没有什么很复杂的技术,也没有什么很漂亮的很变化多端的图象,就那么一个动作,吸引好几个小时。”

汤敏说,现在一些在线教育搞得这么枯燥,学生摁着头去学,不妨从网络游戏里学东西,把反转式教学、计时考试,随堂考试等一整套网络游戏互动技术运用到在线教育中来。这就是新型“慕课”教育,跟过去“教授上网”的模式完全不同。

【嘉宾资料】

汤敏,1978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赴美留学,成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经济系博士研究生;1987年获国际金融与贸易硕士;1989年年获国际金融与贸易,计量经济学博士;1989年,博士毕业后,被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聘为经济学家,负责东亚经济、区域间经济合作、亚洲债务、亚洲金融市场方面的研究;2000年,作为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回国工作,为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2007年8月1日起,正式履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语文出版社社长 王旭明

语文出版社社长 王旭明

【获奖语录】

一方面是钱烧的,另一方方面看洋人面孔新鲜,学前班和小学,完全没必要请洋人来。

“一方面是钱烧的,另一方方面看洋人面孔新鲜,学前班和小学,完全没必要请洋人来。”针对很多学校请外教上课一事,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访谈时表示。

日前王旭明通过微博呼吁:“取消小学英语课,增加国学教育,取缔社会少儿英语班,解放孩子,救救汉语!”此举也引发了各方热议,赞同者表示,取消小学英语课可减轻孩子课业负担,而不赞成者则表示,现在考试这么重视英语,不得不学。

他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学好母语——汉语,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学英语必须以汉语为基础,还要打下良好基础。“我想反问,一个不会或没有好的汉语基础的中国人,学了英语或英语再好对祖国语言和文化的传承又有何意义呢?”同时,他指出,学英语的合理范围是从小学高段或初中开始。

有人认为废除英语与挽救国学没有直接关系,对此,王旭明说,“有联系,把孩子学前班和小学低年级学英语的时间都拿出来学国学,孩子们的汉语能力至少得到了熏陶。”

此外,王旭明认为,目前的问题时从小学到大学,相对于英语的考试评估,语文的教材和评估都太差了。“以现在的小学到大学的语文教材水平,让学生学习还真是浪费时间,所以我提倡学国学,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语文。”

【嘉宾资料】

王旭明:北京人,1978年高中毕业后,到京郊农村插队两年;之后考上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丰台第七中学从教7年;1991年进入《中国教育报》当记者;1998年从报社总编室主任的位置出来,任职教育部办公厅新闻处处长;2003年4月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2008年7月18日,任语文出版社社长。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原校长 吴颖民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原校长 吴颖民

【获奖语录】

英语不应该成为中国基础教育核心课程。

“我非常赞成现有些地方把英语从主科尤其是在整个考试当中占比重非常高的科目中去掉。”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原校长吴颖民,在参加“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2013年会上发表主题演讲称,英语不应该成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核心课程。

“我们培养的目标都是比较大而全、很笼统的,全面发展最终落实到的是人的各种素养。”吴颖民表示,每个人都应该有核心素养,但是每个人并不需要人类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素养,或者说优秀的品质在一个人的身上都需要有所体现,但现在更多是把“完人”作为大家的培养目标。

“大家都追求打造一个完人,或者说将一个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完美的人作为培养目标,所以我们的课程设置非常多。”吴颖民认为,现在尽管进行了课程改革,但总体而言中国学生的课程压力仍然比较大。他建议,能否在学生的培养方向上有所区别。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些共同的核心素养,然后都有一些自己的个性特长,我想应该建立起这样一个培养目标。”吴颖民强调,现在基础教育里应该强调一个核心的概念,这个核心素养对基础教育来说必须奠定核心基础,要夯实这个核心基础必须有一系列的核心课程。但他觉得,英语不应该成为基础教育的核心课程。

“我想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把一门外语放到如此高的地位,在整个人才选拔和升学当中它占如此大的比重,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吴颖民表示,从实践来看,学生花大量的时间学外语,学了外语之后走进工作岗位,大量的人却用不着外语。

【嘉宾资料】

吴颖民,1950年生,广东惠来人。1976年毕业于华南师大化学系,1978年进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工作,1984年任副校长,1996年任校长。1999年起任华南师大党委常委,2001年起任华南师大副校长兼附中校长。广东省第九、十一届人大代表,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与培训学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学特级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原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项目发起人 崔永元

原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项目发起人 崔永元

【获奖语录】

应让中专生受到和北大生同等的尊重

当前中国教育应该继续回归素质教育,摒弃功利化的价值取向。孩子读书,不是单单为了参加高考,即便没上北大清华,也不能证明你不成功。我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整个社会太功利了。现实的情况是,北大毕业的就比中专毕业的更容易找到好工作,而这又决定了你在社会上的价值和地位,以及别人对你的重视程度。

短时间内很难,但必须改变!德国的商品为什么会受到全世界的青睐?因为德国的一线工人中充满着大量技术人员,技术人员占全德工人总数的25%,这就是他们科技实力的重要来源。而技术人员愿意长时间停留在一线工作,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获得的酬劳只以他们所产生的价值为标准,不会受学历、学校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我国也能做到这点,让中专生受到和北大生同等的尊重,我相信也不会再有这么多人宁愿挤破头、掉下水也非得拼命去挤高考那座“独木桥”了。

【嘉宾资料】

崔永元,1963年2月20日出生,原中国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项目发起人。1981年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1985年毕业后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客串中国中央电视台策划《东方时空》等节目,1996年以《实话实说》主持人崭露头角,大受欢迎。随后又主持了《小崔说事》、《小崔说立波秀》、《实话实说》、《谢天谢地,你来啦》等节目。后任纪录片《我的抗战》总策划。2009年,崔永元倾力打造《电影传奇》。崔永元在节目中既是主持人,又是主要演员,既讲故事又演故事。2011年9月,“崔永元·新锐导演计划”在北京启动。2013年9月22日,崔永元央视告别演出,节目特设环节露惜别意。崔永元离职手续办完,成立个人工作室。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程方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程方平

【获奖语录】

如果废除高考就更“拼爹”了

在谈到如果中国废除了高考,是不是就没有异地高考问题产生的这种土壤时,程方平表示要废除了这个高考,那这个权钱交易就更厉害了,那就更“拼爹”了,所以这个话是有点不负责任在瞎说,我觉得考试完善、考试科学化、考试更给个体的那些精英有更多的表现,我觉得这是有帮助,而且中国在这一方面在全世界是经验最丰富的,所以不要不负责任的说废除高考,我一直觉得异地高考很多学生的家长认为他不如统一高考,就是全国一张卷子一个考分,这个原来我们是尝试过的,但是由于各地的教材、各地的水平不一样,最后还是城市和某些学校受益,对于大多数人还是会存在一种不公平。

“示范校”不该有“特权”

在教育资源过分集中和乡村校、薄弱校发展不利的形成过程中,有三个问题十分明显:一是各类学校及其师生的权利不平等,对比“示范学校”拥有多方面的“特权”,多数一般学校望尘莫及。二是建校办学没有标准、无法可依,本应及早出台的《学校法》至今未见,“示范学校”的各方面条件一再超标、不设高限,普通学校的常规教学还多缺少保障。三是当初办“示范学校”是为了先行探索教育改革经验和适应竞争形势快出人才,“示范”出来的经验和做法应能惠及所有公立学校和所有国民,而非只着眼于少数人的教育需求。然而,至今对此仍缺少深刻的反思与坚决的纠正。

鉴于这些基本认识和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教改原则,应坚决破除“示范学校”在公立学校系统中的“特权”,尽快出台《学校法》并严格按照其规定的标准建校办学(至少在县域内标准统一,国家和省级的投入标准统一),坚决制止在建校、招生、招聘教师、教师工资待遇、收费、设备配置、筹集各类资源等方面的违规和“特权”行为,加强行业、社会与利益相关者的监督,设置教育决策的依法听证程序,将“示范学校”的“示范”作用限制在探索教育规律的范围中,而非使之拥有获取超常资源的“资本”。

总之,义务教育中教育资源过度集中的现象,已背离了现代教育的理念,必须要彻底进行治理。义务教育是一种普及性教育,目标是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但少数“示范校”占据过多的教育资源,已形成“特权”教育,这事实上正让义务教育偏离这个目标。不公平的教育,不会培育出具有公平意识的现代公民。要治愈教育资源过分集中、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这个顽疾,不仅要有观念和政府行为的转变,也要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更要有全社会的理解、配合、奉献与支持。

高考录取不能在偏怪才身上押宝

程方平认为所谓的偏和怪应是有度的。即便是上面提到的所谓偏才、怪才,都不仅仅是只在一个很窄的专业领域里发展的,而是同时在多个领域相互砥砺和深入的。文科的须兼通文史哲,理科的则融通数理,工科的要兼长科技与艺术,而绝非以偏、怪见长。再从高考录取的角度看,强调偏和怪,意在要摆脱常规,这就很可能违背公平、公正。至于,有奇思妙想和创造性潜质的人才,其与常人实质性的区别在于有科学的态度、精神和方法,有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而不是只做偏和怪的表面文章。录取和培养创造性的人才,关键要改变高校的教学方式,激发学习者的专业学习兴趣和自主探索精神,若仅在招收可能的偏才、怪才上押宝,结果是不理想的。

【嘉宾资料】

程方平,男,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教育史、比较教育、教师教育、教育管理、书院学、书道。1975-1977年在北京京工附中任教师;1981.8-1985.9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史、教育情报研究室工作;1988.9-2011.8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高等教育、比较教育、教育与人力资源研究部(包括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和职成教研究中心)任3级研究员、研究部主任,并被选为该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在1988-1998年兼任中国科协科技人才交流中心教育与科普研究所所长;1992-1998兼任北京私立华诚学校校长(法人)。2011年至今,兼任北京什刹海书院教研副院长。2004-2007兼任《学习报-教育世界》主编;2005-2008兼任《大学:研究与评价》编委会副主任,现为编委。2003-2011年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高级职称评委会专家。2004-2011任北京朝阳区教育科研成果评价专家。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

【获奖语录】

大学就应拒绝设立四六级考点

2013年12月的英语四六级考试报名工作已经基本结束,而部分有着“四六级情结”的西交利物浦大学生因为再次错过向学校提出抗议。然而,校方却明确回应,学校不会设立英语四六级考点,建议学生不要被这项“不合理”的考试制度所左右。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甚至表示,学校不会在办学理念上作出让步,“一定要考四六级的学生只有退学、另择他校”。熊丙奇赞成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做法,甚至呼吁国内其他高校也纷纷取消四六级考点,向这一饱受诟病的考试“说不”,迫使这一考试真正改革,成为社会化考试。

首先,西交利物浦大学不设立四六级考点的做法,是从学校建校时就开始的—学校认为这项考试与该校育人理念有冲突,不希望学生再次陷入四六级应试过程的泥淖—而不是突然心血来潮,让学生毫无准备。换言之,所有报考该校的学生,都应该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如果自己想参加四六级考试,不认同该校的做法,也就不要报考该校。而该校处理这一事件的态度,也并无过错,学校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办学理念,迎合不合理的制度,也就不会做无原则的变通。

其次,四六级考试的改革方向就是“社会化”,要淡化行政色彩,不与学校教学挂钩,国家教改规划纲要,对考试升学制度的改革的整体思路就是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可奇怪的是,这一考试却要由学校组织报名,不接受社会考生报名,这是强化该考试与学校的关系,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这其实是四六级考试变异的根本原因。主导这一考试的教育部门把学校组织学生参加考试、学生考试情况作为评价学校教育教学的指标,而学校为取得好的考试成绩,也就有意无意把这一考试与学生学位挂钩,制造严重的应试英语。

再次,学生之所以要报考四六级,是因为国内一些用人单位提出四六级成绩的要求。事实上,这种用人要求也是畸形的—一个用人单位,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组织的笔试、面试来考察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为何还要用已经被舆论质疑根本体现不出学生实际英语能力的考试成绩呢用人单位将四六级成绩作为录用人才的门槛,是四六级考试行政化的继续,即在行政力量的统筹下,大学要组织学生考试、用人单位要认可这一考试的权威性,对此,一个有科学人力资源管理招聘、管理体系的用人单位也应该拒绝四六级考试。

推进一项不合理的制度的改革,是需要勇气的, 熊丙奇认为西交利物浦能坚持“抵制”四六级考试,值得敬佩,这也需要学生和家长,以至社会机构的共同支持。大家不要一边责骂某一制度的不合理,一边又在各种行政、利益的因素纠缠下,继续维持不合理的格局,其实,只要大学纷纷站出来不设立四六级的考点,一些用人单位联合起来宣布不再认可四六级成绩,四六级考试就不得不改。这才是动真格、釜底抽薪,迫使考试必须走向社会化的改革。我国一些省市已经提出大学英语评价进行改革,比如上海就提出,对于大学生的英语能力考核,应基于学生课程表现的学业成绩考试,而非需经过课程学习的语言水平考试,这被解读为让四六级考试淡出大学英语教学,然而,如果原有的考试组织形式不变,四六级的地位也就难以撼动。从这一角度说,西交利物浦的坚持,为我国推进教改,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路径。

【嘉宾资料】

熊丙奇,男,1972年7月生,四川资中人。著名教育学者,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编审,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为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深圳晶报、珠江晚报、现代教育报等报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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